易学与现代文化的连接

程颢注目于天地的生化日新，对“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生之谓易”加以创造性的阐释，建构起生生日新的世界。在他看来，天理是天地生化日新的本体根据。普遍性的天理落实到个体身上，就成为每个人身上的性命之理。由于天理是贯通天人的哲学范畴，所以，个体借由在生活中“即事尽天理”，就可以成就理想人格，就能过上理想人生。与此同时，程颢提倡识仁，希望借助观照万物之生机生意，感受天人关系之本然。在程颢眼里，识仁又与格物、穷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借助道德修养工夫，程颢希望我们可以觉解自身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并最终成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如果我们成为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就可以真切体会到仁者之乐。即使经历千百年的历史风霜，程颢的易学思想仍然具有现代价值。

在现代社会，个体与他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要想成就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就需要我们切实下一番功夫。在现代，对于程颢的观万物生意、识仁、定性等修养工夫，都可以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解释。例如，观万物生意可以解释为亲近自然，暂时逃离钢筋水泥的束缚，找寻生命的本真快乐。再如，识仁也可以阐释为个体尊重生命权，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至于定性，则可以解释为个体找寻到自己的分位，自觉承担起家庭、社会赋予个体的责任。

不只是程颢的易学思想具有现代价值，程颐的易学思想也有广阔的解释空间。程颐认为，天地万物都以变易为其存在方式，而天理又是万物之所以会变动不居的最终依据。在程颢的视野中，置身于宇宙大化中的人类应该挺立起生命的主体性，自觉遵循天理之要求。在他看来，与理为一的天地境界是每个人都应该追寻的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以今人的眼光观之，程颐的循理而为思想在为君王确立政治道德、对官员进行政德教育、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程颐在解释《泰卦》卦辞“泰：小往大来，吉亨”时，说：“以人事言之：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35] 程颐讲究君臣之分，主张君臣之间应该明确各自的权力边界。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倡君主对大臣推心置腹，大臣恪尽职守、忠君爱国。如果上下同心，就能实现天下大治。在此处，天理就具体化为君臣各自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程颐提倡“格君心之非”，把道德修养作为君臣各守分位的必要保障。在他看来，如果君主道德水准高，就会循理而为，自然也就能择贤任俊。如果大臣的道德达到一定的水准，就会自觉地恪尽职守、忠君爱国。放眼天下，如果人人都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就能够解决宋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程颐的政治哲学在走入政治实践后，在君主权力逐步膨胀、限制民众政治权利、损害民众正当权益等方面，出现了与其初衷相反的情形。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程颐政治哲学的合理性。原因正如陈来先生所云：“政治哲学研究何种政治价值值得追求，并以此为标准推动现实政治、进行政治评价，以及以此探寻理想政治生活。”^[36] 尽管现代社会与宋代社会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可是，程颐探讨的义利之辨、理欲之辨、公私之分等问题，对今人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程颐的易学思想进行现代解读。(www.xing528.com)

在现代社会，“义利之辨”表现为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理欲之辨”体现为个体欲望与社会公共利益、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外在因素之间的张力，而“公私之分”则转变为个体追求与整体福利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程颐既重视个体的利益、欲望，又注重社会层面的公共利益和整体福利，力求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程颐注重个体利益与公共福利之动态平衡的价值追求，值得我们仔细体味和进行现代解读。

例如，程颐提倡道德修养的思想可以为我们做好干部政德教育提供思想资源。同理，理欲之辨可以为我们在引导民众满足物质生活需求、注重精神追求方面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再有，义利之分可以让大家明白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自觉维护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可见，立足现代视角，对程颐的易学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解释，确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是在易学研究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二程的易学思想与其理学思想之间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既然程颢和程颐的易学思想有着现代价值，那么，他们的理学思想也就有着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