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上，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儒学复兴由韩愈、柳宗元发端，并经宋初三先生、周敦颐、邵雍、张载等学者进一步推进，最终由程颢和程颐阶段性地完成任务。经过程颢和程颐的努力，天理能够“以形而上的终极存在来支撑起儒家价值体系、知识体系的大厦”[11]。
与周敦颐的“太极”和张载的“气”相比，程颢和程颐所提出的天理具有更强的本体意味和更高的抽象性。赖永海先生认为，天理本体意味的出现，明显是“受佛教本体论思维模式的影响”[12]。在笔者看来，二程是在易学的框架下，涵摄佛教的思想精华。程颢和程颐将天理作为万物化生的本体依据和人伦道德的价值根基，为后世儒家的本体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正如朱汉民先生所云：“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13] 不只是本体论，程颢和程颐还为其后的理学家奠定了心性探讨、修养工夫、境界追求等方面的哲学范畴和研究范式，因而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此外，程颢和程颐对孔颜乐处的追问，也具有重要价值。向世陵先生认为，程颢对孔颜之乐的追求，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是“说明这个‘所乐者何事’及‘吟风弄月以归’，对于理学的发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从哲学史上看，孔颜乐处“既是一种精神境界，又是一个学说体系，给汉唐以来日渐奄无生气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儒学自身及其发展呈现出活泼泼的气象”[15]。如前所述，孔颜乐处将汉儒的入世情怀与玄学家的个性自由结合起来，将个体安身立命与社会层面的秩序重建做了对接。因此，我们将二程尊为理学奠基人，并非过誉之辞。(www.xing528.com)
尽管程颢和程颐的天理论在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之功，但是，他们的天理论也存在着内在缺陷。钱穆先生说：“若论宇宙本体万物原始，形而上学面，二程似无积极贡献，大体思路，不出濂溪、百源、横渠三家之范围。”[16] 张立文先生认为，天理的寂然不动和内在于万物之理的盛衰、生灭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张立文先生分析说：“‘理’有盛、有衰、有生、有止息等运动变化的形式，又有盛中有衰、衰中有盛等相对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相对性便破坏着形而上理的独一无二、不生不灭的永恒性、绝对性。”[17] 二程天理论的这一缺陷，最终由朱熹做了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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