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置身于经学的礼乐文化价值系统中，经学家把儒家典籍看成法天地设政教的王者之书。他们通过注解经典的方式来教化君王，希望借由王者的礼乐教化来化民成俗，进而实现整体天下意识笼罩下的家国天下的有机和谐通泰。君王只能接受圣贤的教化，而民众则只能接受君王的教化。但是，君王和民众都不能成为圣贤。于是乎，社会中的个体只有被动接受教化的义务，并未挺立起自身的价值自觉，不知道自己都是充足的价值主体。而每一个体的成德践履和成为圣贤，也并不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例如，董仲舒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15]。在性三品说的框架中，圣人之至善和斗筲之人的至恶都是不可变的。中民虽有善质，却只能接受教化，而不能成为圣贤。可见，汉代的儒家学者并没有继续推进境界哲学研究。
刘向在《新序·杂事》中明确使用了“境界”一词：“守封疆，谨境界。”可是，此处的境界仅仅具有地域上的范围之意。在为《诗·大雅·江汉》做笺注时，郑玄说：“召公于有判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斯理。”在这里，郑玄仅仅把境界看成疆域、领土，并无一丝一毫的境界哲学味道。
在唐代，经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一是唐初，从经学的分立到统一的演变，二是武则天至玄宗时期，对两汉以来章句之学的批判与惑经思潮的产生，三是中唐以后，啖、赵、陆舍传求经学派的形成。”[16] 通观唐代经学，无论是传承汉代章句注疏之学的学者，还是批评注疏、怀疑经典者，抑或是“舍传求经”学派学者，都没有发展先秦儒家的境界哲学。以韩愈为例，作为“舍传求经”学派的一员，他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认为，圣人和愚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好学。他说：“圣人无常师。”[17] 正是因为积极向郯子、老子、苌弘、师襄等人学习，孔子才能成为圣人。可是，韩愈继承的是荀子的人性观，未能回答个体成就圣贤何以必要和如何可能的问题。可见，从汉代到唐代，儒家的境界哲学都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www.xing528.com)
就人格气象而言，在两汉时期，士大夫关注的是整体家国天下的平治，展现出了鲜明的群体意识。余英时先生认为，“宋儒于东汉士大夫之名节，颇为推许，但不许其见道耳”[18]。余先生的说法合乎历史事实。程颐曾经指出：“东汉士人尚名节，只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贤也。”[19] 他认为，东汉的士大夫虽然能够重视名节，却不明白道德背后的价值根基根据。在程颐看来，毛苌、董仲舒和扬雄的人格气象和儒者的非常接近，如果他们能够明晓天理，就能展露贤者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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