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学的框架下，程颐对理欲关系做了分析。在解释《益卦》上九爻辞“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时，他说：“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餍，圣贤之深戒也。”[283] 在他看来，私心是产生人欲的根源，公心是顺应天理的基础。通过将孔孟对义利关系的阐述纳入易学的思维框架，程颐不但丰富了易学的内涵，而且为理欲之辨做了理论准备。
1.天理与人欲的对立
程颐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284] 他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人们应该遵从礼乐的要求。而人欲则来源于人们的私心和不合理的欲望。他在解释《损卦》卦辞中的“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时，说：“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285] 他认为，屋宇、饮食、刑罚和征讨都属于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属于合理需求，是天理的范畴；而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和穷兵黩武，则属于不合理的现象，是人欲的表现。
程颐把“分”作为区分天理与人欲的标准：“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谓我须要得，是有命也。”[286] 在他看来，天理指的是符合个体身份、位置的需求；只要是超过定分的要求，就属于人欲。因此，要想不被人欲控制，个体就要循理而为。
2.理欲之辨的真意
在程颐看来，天理是人必须服从的道德要求。他说：“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287] 天理人欲之辨，又与义利之辨密不可分，原因是“‘义’即道义，也就是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利’指利益，又指功利或功效，通常指个人利益、私利”[288]。他认为，天理即公、义，人欲即私、利，二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他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289] 人欲是将人引入困境的恶魔，天理是妥善处理个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效法则，是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福利辩证关系的必要规范。
程颐认为，人欲对一个人成德践履具有重大危害：“苟惟欲之从，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290] 要节制欲望，就要思考人欲出现的原因。他说：“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臭，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291] 人欲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自己的天命之性，被外物诱惑、牵制。所谓“思”，是指主体要珍视自己天赋的天命之性，节制欲望。
需要说明的是，程颐只是要求节制欲望，并不主张禁欲主义。在解释《节卦》彖辞中的“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时，他说：“天地有节故能成四时，无节则失序也。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292] 寡欲和禁欲不是一回事：前者承认欲望的合理性，要求节制欲望；后者否认欲望存在的价值，要求去除欲望。在程颐看来，“克己复礼”“以道制欲”都是节制欲望的必要手段。他在解释《遁卦》九四爻辞“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时，说：“君子虽有所好爱，义苟当遁，则去而不疑，所谓克己复礼，以道制欲，是以吉也。”[293] 有些学者认为，程颐的“以道制欲”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理由是节制欲望只不过是“把老庄所讲的由无欲而实现的合于自然换成了合于礼而已”[294]。(www.xing528.com)
如果一个人要想节制人欲，还要安分守己。他在解释《艮卦》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时，说：“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常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295] 要想节制欲望，就要找到自己的分位。
程颐认为，每一个体做好自己的本分，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要前提。他在解释《泰卦》卦辞“泰：小往大来，吉亨”时，说：“以人事言之：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296] 他认为，如果君臣都能循理而为，就可以重建理想的政治秩序；如果君子（精英）和小人（普通民众）都能找到自己的分位，就可以实现家国天下的和谐通泰。程颐说：“不与民同欲，故民疾上之为，诗人言君当与民同欲也。”[297] 因此，余英时先生才会说：“道学虽然以‘内圣’显其特色，但‘内圣’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298] 对程颐来说，内圣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外王。正如卢国龙先生所云：“二程洛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299]
3.理欲之辨的重新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灭人欲所要灭去的只是过分的欲望，并不包括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所以，把“灭人欲”理解为消灭一切欲望、实行禁欲主义，是非常错误的。程颐在解释《节卦》卦辞“节：亨，苦节不可贞”时，说：“节贵适中，过则苦矣。”[300]
曾有门人问道：“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程颐回答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301] 戴震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解为“以理杀人”，说：“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302] 从历史影响来看，戴震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仅仅“‘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句话，就摧残和吞噬了多少人的心身”[303]。在分析程颐的用意时，章太炎先生说：“其言诚过，然妇人不践二廷，旧有是说，亦因绝礼俗而为言也。而其书又言男子不当再娶；礼惟宗子七十无主妇，其他则否；且婚礼成言时，本未言妇死再娶也。其意盖当言夫妇皆当坚守契约，又未尝偏抑妇人也。”[304] 贺麟先生认为，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继承了孟子的“舍生取义”“舍鱼而取熊掌”和“贫贱不能移”等思想，认为“伊川此语之意，亦不过是孟子‘舍生取义’，‘贫贱不能移’的另一说法。因为‘舍生取义’实即‘舍生守节’，‘贫贱不能移’实即‘贫贱或饿死不能移其节操’之意”[305]。两相比较，章太炎和贺麟二位先生的观点更具“同情之理解”的精神。理由是程颐曾说：“夫妇之道同，黾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盖和则夫妇之道成而家室正，如阴阳和而成雨。……夫妇之道，贵其有终。”[306] 可见，从理论上讲，守节确实不是仅仅要求女性。因此，笔者更赞同章、贺二先生的意见。另外，讲求节操具有共时性，即使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此外，在生态恶化、环保压力日益增加的今天，我们需要对现代生活方式加以反思。而程颢和程颐灭人欲明天理的思想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进而对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做出梳理。首先，我们应该反思奢靡与贫困共存、科技飞速发展与环保问题日益加重的现实情况，致力于全体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其次，人类应该抛弃讲求奢华、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过上绿色健康、简单快乐的生活。最后，只有每个人都为建设人我和谐、人天和谐的世界发挥作用，地球才能万象共生、生生不息，人类才能瓜瓞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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