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颐看来，立志是养气的前提，而勿忘勿助长和制怒则是重要的养气之法。有学者认为，在程颐的眼中，养气类似佛教的入定和道教的胎息，因而“不能成为独立的为学方法”[256]。笔者认为，从《遗书》中，我们能够发现不少程颐有关养气的语录。例如：“除是积学既久，能变得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强。”[257] 再如：“问：‘人敬以直内，气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气须是养，集义所生。积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气象。人但看所养如何，养得一分，便有一分；养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将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处？且气自是气，体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为气，配义与道’，若说气与义时自别，怎生便能使气与义合？’”[258] 因此，通过梳理这些言论，我们就能够归纳出程颐的养气之法。
程颐认为，一个人要想养气，首先要立志。常人很难以志胜气，所以会有不道德的行为。他说：“人只为气胜志，故多为气所使。……若是志胜气时，志既一定，更不可易。”[259] 他以曾子易箦为例，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性。在临死时，曾子命令儿子替自己撤换席子，以免违背礼法的要求。程颐感叹说，如果不是曾子已经立定志向，怎么能在弥留之际坚守礼法呢。只有立下大志，才有可能涵养正气。他说：“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260] 只有立下以志胜气的决心，才能克服困难、取得效果。
在程颐看来，“勿忘勿助长”是养气的重要方法。程颐说：“勿忘勿助长，只是养气之法，如不识，怎生养？”[261]如果能够勿忘勿助长，就能够在养气时把握好度。如果一个人要涵养气质，就要自然而然，不可有拘迫之心。曰：“学者须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则难久矣。”[262] 无论俨然危坐的是吕大临还是刘绚，都符合程颐以恭敬养气的工夫进路。可是，若是主体有了拘迫之心，就会影响涵养气质的效验。此外，程颐也把制怒当成养气的重要手段，说：“怒惊皆是主心不定。”[263]（黄宗羲定为程颐语，见《宋元学案》第 630 页）他希望人们能够不被外物干扰，避免迁怒于人。
在程颐看来，发怒和惊恐都是因为主体内心不安定，被外物干扰。他说：“人患乎慑怯者，盖气不充，不素养故也。”[264]（黄宗羲定为程颐语，见《宋元学案》第 631 页）他认为，恐惧正是涵养气质未到火候的表现。因此，克去私心可以制怒，察知天理可以消除恐惧。他说：“忿懥，怒也。治怒为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265]（黄宗羲定为程颐语，见《宋元学案》第 631 页）他认为，如果主体能够在一件事上战胜恐惧、发怒、忧愁等情绪，就可以“豁然贯通”，就不会再因为个人私欲而发怒。(www.xing528.com)
从一个人能否制怒，我们还可以看出他达到了何种道德境界。圣人可以应物无累，而小人则会为了个人的欲望而发怒。程颐云：“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266] 作为道德主体，我们应该效法圣人，做到应物无累。他说：“圣人之心本无怒也。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267]（黄宗羲定为程颐语，见《宋元学案》第618页）圣人做事出于公心，能够役物，而不会迁怒于人。
在程颐看来，养气的目的在于涵养正气，而涵养正气又是为了消解自身的偏浊之气。原因是普通人“只有通过后天的格物穷理、变化气质等艰苦工夫，才能恢复自己的本性，接近于圣贤”[268]。程颐认为，如果个体能够消解体内的偏浊之气，就能处理好性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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