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是最重要的致知方式。此外，多识前言往行、寡欲和“敬”都是致知的手段。他说：“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174] 可见，致知离不开敬。他又说：“致知在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二字。”[175] 从知识论角度看，寡欲有助于一个人获得真知。在中国哲学中，致知实际上讨论的是知行关系问题，而知行关系问题又“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特别关切的问题之一”[176]。在知行关系上，程颐主张知先行后、知难行易。
如上所述，程颐把知识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类，他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177] 闻见之知是关于外物的知识，要靠“主体耳目感官与客体对象的能动作用而获得”[178]；而德性之知则是关于道德伦理的知识，需要靠直觉体验来获取。
在程颐看来，德性之知是主体自身固有的，是“对于普遍原理之知识，则非原于感官”[179]。因为外物的诱惑、牵制，主体往往不知道自己内具德性之知。程颐说：“‘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180] 因为德性之知不假见闻，是主体固有的，所以，借由格物，主体可以获取德性之知。他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181] 因此，致知之道的关键在于主体能够反求诸己，直觉体验到自身固有的德性之知。(www.xing528.com)
由闻见之知入手，也可以穷得天理，原因是万物皆有理。程颐说：“穷至于物理，则渐久后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182] 可是，如果我们由德性之知入手来穷理，则会收效更快。因此，程颐将致知的重点放在德性之知上。他说：“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泛然正如游骑无所归也。”[183]（黄宗羲定为程颐语，见《宋元学案》第631页）如果只知去格物理，不懂得要知天理，就像不知家在何处的骑手一样。只有穷得天理，并获得对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宇宙本然的清晰认识，主体才算是学有实得。他说：“学者欲有所得，须是笃，诚意烛理。”[184] 只有能够彻悟天理，个体才算是有所得。主体是否“实得”，可以从心气上看出来。又说：“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185]（黄宗羲定为程颐语，见《宋元学案》第605页）如果有人表面上看来已经烛理，却显出心气劳损之象，那么他就不是实得。程颐认为，主体的“实得”不是外来的。他说：“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只有主体“实得”，才不会被外物所牵制。又说：“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186] 只有体认到天理本体的人，才能在道德修养上保持自信，才有可能成为圣人。
在程颐看来，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穷理，这样一来，“作为《大学》最基础的功夫就是要穷究事物之理，这样，就把理学的天理说与知识论沟通起来了”[187]。程颐的这一创见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今人的眼光观之，程颐的格物论实质是指“道德的发展和完善取决于向外部来源（主要是儒家经典）学习理，以及学会透过表面情势辨识理”[188]。从闻见之知的量的积累，到德性之知的获得，需要以直觉体验为条件和催化剂。所以，他并不反对直觉体验，只是认为它必须在格物之后来进行。在这一点上，程颐与程颢的观点有不同之处。程颢反对从知识论的角度把握天理，主张当下认取，不可外求。所以，程颢认为，直觉体验是认识天人关系本然的唯一正路。而程颐主张，认识物理与体验天理有先后次序之别，认识物理是为了体验天理。可见，程颢和程颐都主张体认天理，区别在于方法不同，进路有异。对于成就圣贤来说，察知天理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在于在道德实践中顺理而为。程颐把第一步称为致知，把第二步叫作力行。他借助知行关系，说明了致知与力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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