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把《文言传》中的“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和《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结合起来，提出了格物穷理的修养工夫。在注解《乾·文言传》中的“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时，他说：“知至至之，致知也。”[148] 这是把“知至至之”和格物致知联系起来加以解释。程颐说：“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饥而不食鸟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为不善，只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几之事，故可与几。知终而终之，故可与存义。知至是致知，博学、明辨、审问、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笃行便是终之。如始条理，终条理，因其始条理，故能终条理，犹知至即能终之。”[149] 程颐认为，所谓“知而不能行”，只是因为没有获得真知。在他看来，只要获得真知，个体自然就会循理。方旭东先生认为，“在‘知而不行’问题的解释上，程朱注意到认知之外的其他多重因素，包括人的意愿乃至性格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道德实践的深层机制”[150]。可见，格物致知的提出，确有其易学背景和底蕴。
程颐认为，作为道德主体，人类禀受了清正之气，应该有成就圣贤的自觉意识。他说：“人乃五行之秀气，此是天地清明纯粹气所生也。”如果工夫够了，常人自然可以成为圣贤。即使是圣人，也要进德修业。在解释《乾卦·文言传》中的“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时，他说：“圣人在下，虽已显而未得位，则进德修业而已。学、聚、问、辨，进德也。宽居、仁行，修业也。”[151] 伊川的工夫进路的要诀，全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52] 一句话。因此，格物穷理是他最看重的工夫进路。(www.xing528.com)
程颐格物工夫的提出，也是借助易学研究来实现的。他在阐释《晋卦·大象》“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时，说：“昭，明之也。《传》曰：‘昭德塞违，昭其度也。’君子观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153] 此处的“致知”即来源于《大学》，既体现了程颐以四书释易，又表明其理学工夫论来源于解易。去蔽致知是内圣工夫，明明德于天下则是外王功夫。程颐以内圣为基础，以外王为归依，体现了他对善治的追求。而程颐的以史解易，也是格物工夫的重要体现。他说：“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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