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宋庆历年间，胡瑗提出“‘明体达用’的口号作为儒学复兴的基本纲领”[22]。在这一口号的指导下，儒家学者展开了儒学修养工夫的探讨。胡瑗继承了王弼“性其情”的工夫论，说：“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为邪情。唯圣人则能使万物得其利，而不失其正者，是能性其情，不便外物迁之也。”[23] 胡瑗的工夫论仍然没能脱离玄学工夫论的思维架构。周敦颐既明确指出“圣可学”，又提出了主静、睿思、无欲等工夫进路。周敦颐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24] 虽然周敦颐基本解决了成就圣贤何以必要和如何可能两个问题，可是他的“主静”说容易和佛教的虚静相混淆。因此，程颐才会批评周敦颐说：“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着静字，便是忘也。”[25]
张载提出了穷理、顺命的修养工夫，认为穷理即穷尽由阴阳产生的事物之理，穷理、尽性和至命是有先后次序的三件事。他把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描述为存神知化，说：“存神过化，忘物累而顺性命乎！”[26] 他把物质生活欲求看作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指出：“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27] 他认为，如果个体一心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就会被外物所牵制。张载认为，后天的恶是气质之性带来的，并据此提出了变化气质以复归天地之性的修养工夫。王夫之肯定了张载的工夫论，说：“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28] 虽然张载提出了明确的工夫进路，可是，他把成就圣贤的价值依据确立为太虚。程颢批评说：“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29] 程颢反对张载的做法，认为成就圣贤的价值依据在于天道背后的天理。(www.xing528.com)
在儒学史上，程颢和程颐实现了从宇宙生成论探讨到工夫论探究的转换。在易学天人之学的宏大视野下，程颢和程颐以易为宗，又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等经典中的修养工夫作为思想资源，并予以新的解释，最终建构起自己的工夫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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