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心在程颐心性论中所发挥的作用时，李景林先生说：“小程子的心性论，乃以‘心’这一概念为中心环节，来说明心、性、情的统一关系，并展示‘性’作为人的现实道德活动之本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意义。”[109] 张岱年先生也认为，程颐的心与性具有同一性，“心是性之存诸人而有形的，情是性之动而发于外的，其实只是一个”[110]。在讨论“心”时，程颐也是用体用范畴来加以分析的。
程颐对心的理解，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他主张心为已发。在和程颐讨论“中”时，吕大临说：“先生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然则未发之前，谓之无心可乎？窃谓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也。”[111] 可见，程颐原来主张心为已发。在和吕大临讨论后，程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说：“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小注：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小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观其所见如何耳。”[112] 未发，是从心之体来讲的；已发，是从心之用来讲的。程颐用“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来剖析心，认为心之体具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特点。正是由于程颐认同了心分体用的观点，所以他才会说：“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113] 本善，是就未发的心之体来说的；有善有不善，是就心之用而言的。而心之用，又来自心之体的发用。至于心之体用与性情之间的关系，程颐并未明言。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程颐心兼体用的思想没有明确把心之体规定为性，把心之用规定为情；但在程颐体用二分的哲学里，以性、理、道等为本体，以情、气、阴阳等为本体的作用，注意区分二者，讲体用的分别”[114]。后来，朱熹将程颐的心分体用和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加以发展，明确提出了“心统性情”的思想。
在以体用范畴解释心、性、情的关系之后，程颐还对心的功用做了分析。他认为，虽然心的形体是有限量的，可是心的功用却没有限量。程颐说：“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气，苟不通之以道，安得无限量？孟子曰：‘尽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苟能通之以道，又岂有限量？”[115]（黄宗羲定为程颐语，见第 615 页）心的形体由气禀而生，自然有限量；如果能够通之以道，心之妙用就能够无限量。离开心的作用，性的存在只是潜存，需要主体的发明才能彰显出来；心的价值就在于彰显性，使其从潜存到彰显；性的彰显过程，就是其由静到动、展现为情的过程。(www.xing528.com)
在以体用范畴对性情关系做了探讨之后，程颐还用体用范畴对仁爱与性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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