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认为，理、性和命本来是一回事：“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70] 从不同视角切入，天理这一本体就会表现为理、性、命等不同名词。天理是从万事万物背后都有统一的根基根据的角度来说的，道是从称赞性之美好而言的，天命是从性之来源处来说的，人性是从天理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来说的。就性与理的关联而言，“性，即道之所存也，道善（理善）而性焉得不善”[71]。因为天道是至善的，所以作为天道发用的天命之性自然也是善的。性和理之间“之所以如此关联，在于理固然可以是普天下无不在的普遍必然、万物生成之因和形而上的宇宙本体，但它最重要的意义，还是由性范畴来承载的为人世提供至善根据的价值”[72]。
在程颐看来，在化生成形时，万物已经承继了天道的善性。他说：“动静相因而成变化，顺继此道，则为善也；成之在人，则谓之性也。”[73] 作为天地间的一分子，人类自然具有天赋的善性，也值得我们珍视生命、善待彼此。因此，“天道化生万物就不仅仅体现的是宇宙秩序的合理，而且是人性所以在价值层面值得肯定和推尊打下了最根本的基石”[74]。(www.xing528.com)
程颐借用《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来解释孟子的性善论，他说：“‘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75] 他认为，人道的善性来源于天道的善性，人性又可以分为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两个面向。他明确把“天命之性”称为“性之本”，说：“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76] 他严格区分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指出：“‘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论。‘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77]天命之性是“性之理”，只有它，才是真正的性；性格柔缓、脾气刚急等从气禀的角度来说的，是“生之谓性”，不是性，只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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