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本体思想，不仅表现在《易传》中，而且体现在《论语》中。孔子并未对天道做出多少阐释，只是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在教学时，习惯于根据学生的天分因材施教，使可造之才可以在道德践履中逐步体会天道。因此，子贡才会感叹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和“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的观点，认为人的性善来源于天的赋予。孟子私淑孔子，将天看作义理之天。孟子希望以人道合天道，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工夫进路。荀子不同意孔孟的观点，将天视作自然之天，提出了“天行有常”（《荀子·天论》）的观点，主张人类应该“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可见，先秦儒家已经对本体哲学做了探讨。
就道家学者来看，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此处的“道”已有本体意味。庄子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在庄子那里，“道”具有更清晰的本体意蕴。徐小跃先生认为，“老庄道家本体论意在设立一个超越具体事物或经验对象的‘道’、‘无’，以期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23]。
由于孔子没有明确开示“性与天道”的内涵，所以，从汉代到唐代的经学家沉迷于宇宙发生论、宇宙构成论，没能探究万有背后的根基根据。由此，经学呈现出“法天地以设政教、明天人以立王道”[24]的基本倾向，学者们关注的是经义注疏，讲究的是“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在经学家看来，君主是沟通上天和万民的代理人，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例如，董仲舒说：“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意暖清寒暑化草木。”[25]董仲舒认为，君主应该效仿天道运行规律来教化万民，实现天地人物的和谐通泰。可见，在汉唐时期，儒家的本体哲学非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反而被遗失了。
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接过了本体哲学的大旗，在本体论探究方面做了不少努力。鉴于此，在归纳玄学的特点时，汤用彤先生才会说：“魏晋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也。”[26] 例如，王弼对汉代的象数易学提出了批评，在“注《周易》时，一扫汉人象数之说”[27]，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28] 在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上，王弼主张义理是第一位的，象数只是表达义理的工具。由此，王弼建构起了玄学本体论的哲学体系，认为无形象的寂然至无是有形象的万事万物的本体。在注解《复卦·彖传》时，王弼说：“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29] 虽然万有以无为本体，可是我们却不能否认万有的价值。在注解《老子》第四十章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时，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30] 在王弼看来，因为天道是寂然至静、自然无为的，所以万物也应该效法天道。在哲学史上，王弼的玄学本体论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在宋代，理学家的体用之辨“完全是玄学的本末之辨的思想逻辑与方法发展的结果”[31]。
不仅道家、道教发展出自身的本体哲学，而且佛教在本体上也颇有建树。在佛教传入之后，译经人借用中国文化中的概念、范畴来翻译佛经。由此，“本体”一词也被佛教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例如，中唐高僧慧海在解释体用范畴时，说：“莫向言语纸墨上讨意度，但会净名两字便得。净者，本体也；名者，迹用也。从本体起迹用，从迹用归本体。体用不二，本迹非殊。”[32] 在慧海看来，如果沉溺经典研习，就会迷失佛门真义。在体用关系上，慧海认为体用不二、本来为一。(www.xing528.com)
就建构理学体系而言，佛道二教的本体思想，都是必要的思想资源。丁为祥先生认为，“佛教的超越追求精神、道家的反向溯源智慧以及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伦世教关怀”[33] 都是理学家建构形上本体的必要思想资源。儒家学者一方面对佛教大加批评，认为佛教倡导僧尼出家和追求众生成佛的行为，会危害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佛教的刺激下，转而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正如张君劢先生所云：“佛教给中国人的最大刺激，是使中国学者回到儒家的基础上，并从儒家基础上创立他们的系统。”[34] 笔者认为，儒家学者对佛道二教的批评和吸收，体现了儒家学者的文化自觉。
尽管儒家学者力图创立自身的形上系统，却暂时难以摆脱佛道二教的影响。以唐代大儒孔颖达为例，在天道观上，孔颖达仍然继承了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在注解《系辞上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时，孔颖达说：“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者谓之道，自形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曰‘形而下者谓之器’也。”[35] 虽然孔颖达对《易》中的本体哲学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却没能摆脱玄学本体论的束缚。
在儒门淡薄的同时，佛道二教因其本体论、心性论的探讨，而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对儒家学者来说，“佛教以本性真空为实相，认定现象世界无常而判断其假有，对于儒家坚持现实世界的实有既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又为其提升理论层次提供了必要的资源”[36]。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抨击了佛教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等层面的冲击，却没能在本体层面对其提出批评。由此，儒学复兴的大幕正式开启。而宋初三先生上承汉唐儒者，着力阐发儒门义理，又为理学的诞生做了进一步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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