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集》是本研究的核心典籍。在该书中，已经明确归属的文献，可以拿来即用。没有明确归属的文献，主要是《河南程氏遗书》（以下简称《遗书》）和《河南程氏外书》（以下简称《外书》）。笔者认为，《遗书》和《外书》集中反映了二程建构其理学体系的过程。因此，鉴别《遗书》和《外书》，对还原二程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研究程颢易学，乃至进行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研究等，都是基础性工作。离开这一工作，本研究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遗书》鉴别方面，前辈学者也做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可贵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对《遗书》加以鉴别。例如，陈荣捷先生反对将《遗书》中标明为二先生语的语录强加区分，指出：“《遗书》卷一至卷十门人所录者称为‘二先生语’，朱子亦只用‘程子’，皆因二程思想方向虽不同，而根本则无大异也。”[101] 唐君毅先生也认为《遗书》的鉴别必要性不大，指出：“大率《遗书》中所记为二先生语者，盖皆明道伊川所共说，或记者视为二先生所共说者。”[102]
也有些学者认为，鉴别《遗书》，有利于厘清二程的思想异同。在研究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时，冯友兰先生已经分别对《遗书》的鉴别做了诸多努力。例如，在解释程颢和程颐对理的不同理解时，冯先生对《遗书》卷一“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一句做了鉴别，认为“此第二条未注明为二先生中何人所说。但似可视为系明道所说，因其与第一条意相同”[103]。牟宗三先生提出了鉴别《遗书》的四个标准：第一，“凡属二先生语者吾人可视为二程初期讲学之所发。此期当以明道为主”[104]。第二，“明道心态具体活泼，富幽默，无呆气。故二先生语中凡语句轻松、透脱、有高致、无傍依、直抒胸臆、称理而谈，而又有冲虚浑含之意味者，大体皆明道语也”[105]。第三，“明道语句简约，常是出语成经，洞悟深远。又常是顺经典原文加几个口语字，予以转换点拨，便顺适调畅，生意盎然，全语便成真实生命之呈现”[106]。此条标准脱胎自《上蔡语录》，原文为“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107]。第四，“明道喜作圆顿表示，伊川喜作分解表示”[108]。对《遗书》鉴别来说，牟先生提出的四条标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二程哲学体系》一书中，庞万里先生不仅考察了二程哲学的异同，而且对《遗书》做了鉴别。庞先生还提出了四条鉴别标准，依次是：第一，直接找出判别的依据；第二，从二程各自不同的用词用语习惯，及所注意和研究的问题的不同来判别；第三，综合的考察；第四，理证的方法。[109]
在本书中，在《遗书》鉴别上，对于没有明确归属的二程语录，笔者将参考朱熹、黄宗羲等前贤的鉴别意见和冯友兰、牟宗三等现当代学人的成功做法，加以鉴别。对于归属有争议的语录，笔者将通过语言风格比较、思想脉络、问题关注点等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鉴别。至于《外书》，因其价值有限，笔者将主要采用已有明确归属的语录。(www.xing528.com)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为开展本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但是，在程颢易学及其与程颐易学的异同、程颢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程颐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等方面，学界的研究尚嫌不足，也有继续探讨的余地和必要。
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将立足易学视野，探究程颢和程颐的易学研究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以期继续推进对程颢和程颐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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