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二程理学体系的建构而言，学界也已有不少研究。朱汉民、肖永明二位先生认为，二程“人性论的建构，也主要是通过对《四书》中有关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而进行的”[83]。姜广辉先生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中，指出“二程通过对《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等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和利用，建构了一套贯通其‘天理论’、道德修养论与社会政治学说的精致理论”[84]。孔令宏先生研究了二程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认为“二程的道体论明显继承了道家、道教的道论，其理的本体论是仿照道家、道教的道本体论而建立的”[85]。曾春海先生探讨了二程理学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认为“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86]。姜海军先生研究了二程对思孟学派的推崇与诠释，认为“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对思孟学派极力推尊，并以思孟学为基础建构新的儒学形态——理学”[87]。彭耀光先生探讨了二程辟佛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认为“二程理学的核心范畴及重要命题，都是针对佛教的错误倾向、通过对儒学展开新的诠释提出和形成的，因而有其特殊内涵”[88]。高建立先生探讨了二程哲学与佛学的关系，认为“二程适应时代要求，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异质文化的佛学进行了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新儒学”[89]。王书华先生认为，二程对王安石新学的批评“集中表现在认为荆公新学不知‘道’，不合‘义’，学术不醇，心术不正，企图通过否定新学来否定王安石变法，并力图以自己创立的洛学来代替新学在北宋中后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90]。
具体到二程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方面，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朱伯崑先生认为，程颐的理学体系“是以其易学为基础形成和展开的”[91]。朱伯崑先生在论述程颢易学时，认为程颢将“‘生生之谓易’解释为生物不息的仁爱意识，认为此意识即《中庸》说的‘至诚无息’的德行，也是圣人的最高精神境界”[92]。在《周易概论》一书中，刘大钧先生指出：“正如王弼把注《周易》当成阐发自己玄学思想的工具一样，程颐也以此作为发挥自己理学思想的工具。”[93] 刘大钧先生认为，程颐将天理纳入《周易程氏传》，使得该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理学著作。胡自逢先生在《程伊川易学述评》中，也谈到了程颐的易学研究与其理学心性论、工夫论的关联。胡自逢先生指出：“伊川论性命，自天理、天命而下逮于性，穷其本原也。复由心而性，而命，则又以为儒学之阶梯也，其间有可寻之次第，故下学上达之事，无不毕具。”[94] 高怀民先生认为，程颢的《定性书》“虽非论易之言，然其义全合于易，故引《易·咸卦》九四之文以证明之”[95]。在谈及程颐易学时，高怀民先生说：“小程子在修养工夫中两个主要的操守——‘诚’与‘敬’，数其根源，也密切联系着易学。”[96] 在《汉宋易学解读》中，余敦康先生说：“二程主要是通过易学研究来体贴天理的。”[97] 余敦康先生认为，程颐是通过撰写《周易程氏传》，界定了天理的内涵，并最终实现了自身理学体系的建构。向世陵先生在《理学与易学》一书中，在探讨宇宙的化生、保合太和说、形而上下说、继善成性说和生生之谓易等问题时，研究了二程的易学思想与其理学体系的关系。在谈及二程对形而上下的认识时，向先生说：“二程虽然是理本论的奠基人，却很少直接从‘理’的角度讨论‘上下’。”[98] 刘玉建先生研究了程颐的易学与其天理论的关系，指出“就理学而言，程颐的天理无疑是整个宋明理学的核心本体论。然而就其天理内涵而言，在本质上又是对《周易》本体思想的发明与挺立，其本体论的内在易学特征在整体理学中颇为鲜明与凸显”[99]。杜保瑞先生探讨了程颐的理学体系建构与其易学的关系，认为“程颐就是完全继承并发挥自《易传》中已经呈现的儒门义理易学的传统，藉由卦爻辞解释，发挥儒家修养论观念”[100]。(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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