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颢、程颐的易学思想方面，学界也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在《易学哲学史》中，朱伯崑先生说：“程颢的易说，以仁德和至诚的境界解释‘生生之谓易’，认为天地之道和阴阳变易的法则不离人心。”[67] 与此同时，朱伯崑先生还探究了程颐对《周易》性质和体例的认识，认为“程氏易学同周敦颐的学说有着批判地继承关系”[68]。在《周易概论》一书中，刘大钧先生研究了程颐的易学思想。刘先生认为，“在程氏《易传》中，‘理’不但是《周易》象数、阴阳的根源，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源”[69]。高怀民先生认为，“大程子对于易学有非常精深之思，……他的学养却予人以浑然圆通自然、无棱无角的感受，似是直接涌身入于所向往的‘道’中，不着力地不刻意描模地把握了易学的根本义”[70]。在谈及程颐易学时，高怀民先生说：“读小程子《易传》，给我们的深刻感受是他的深入见解多在道德修为方面，有其修为之功，乃有其深刻独到之文”[71]。在余敦康先生看来，程颢和程颐认为“儒理就是天理，天理就是易理，这个思想就是他们以理言《易》的理论框架和哲学纲领”[72]。
还有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入手，研究了程颢和程颐的易学。潘富恩先生研究了《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73]。王新春先生从“仁与天理通而为一”的视角，研究了程颢的易学思想，认为“置身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程颢，对易学的天人之学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74]。朱汉民先生探讨了程颐易学与王弼易学的关系，认为“程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75]。黄忠天先生探讨了《二程集》易说及其与《周易程氏传》的关系，认为“《程传》固为伊川易学精华之所在，然其散见于《二程集》之易说，尚称繁富，倘能援以辅其《程传》，于伊川易学之掌握，当有更为全面、深入之了解”[76]。赖贵三先生探讨了程颢易学与理学会通之道德形上思想，认为“大程子依据《易》学提供的范畴与命题，将天道与人道从本体论上熔铸在一起，建立起他自己体悟而得的道德形上思想体系”[77]。谢晓东先生探讨了《周易程氏传》中的民本思想，认为应该“实现由民本向民主的转变”[78]。张克宾先生研究了程颐易学的“卦才”说，认为“卦才说为程颐解经提供了沟通卦爻象与卦爻辞的桥梁，使其能够在注解经文时大加发挥自己的理学思想”[79]。唐纪宇先生从《易传序》入手，研究了程颐的易学思想。[80] 吴丹先生比较了二程易学本体论与王弼的异同，认为程颢和程颐“继承并发展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81]。韩慧英女士研究了《周易程氏传》的易道观，认为该书“不仅集中体现了程颐在易学领域的学术造诣，同时也涵盖了他的整个理学精髓以及深刻的哲学思考，乃至强烈的人生追求”[8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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