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夫论方面，前贤和时哲普遍注意到二程的差异。冯友兰先生认为，虽然程颢和程颐都讲涵养须用敬，然而“明道须先‘识得此理，然后以诚敬存之’。……伊川则一方面用敬涵养，勿使非僻之心生，一方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求‘脱然自有贯通处’”[39]。张岱年先生研究了二程工夫论的异同，认为“明道的方法则全从孟子来，主张反求于内”[40]；又认为“伊川之整个的哲学方法，是参用直觉与思辨的”[41]。侯外庐先生从知识论的角度入手，研究了二程的工夫论与佛学的联系，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论“正是佛学‘渐修’、‘顿悟’的变相的说法，集众理的‘格物’即渐修，脱然而觉悟的贯通即顿悟”[42]。钱穆先生认为，程颐发展了程颢的修养工夫，指出：“大抵颢之教人，侧重在如何修养自己的心；颐对此极多阐述，更添进许多实际的治学方法，教人如何获得知识。”[43] 钱穆先生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句为例来说明，认为前半句是程颢的观点，后半句是程颐所添加的治学方法。张立文先生比较了二程在工夫论层面的思想异同，指出：“二程均认为，在‘格物穷理’的过程中，是划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二程之异就在于，当认识主体在‘穷理’而后回归到‘理’的逻辑过程中，程颢强调了‘有我’，程颐则讲‘无己’。”[44] 高怀民先生研究了程颢的《定性书》，认为“分内外意即未达其根本，达其根本之一则知无分于人、物，无分于内、外，人、物与内、外无分，故能与万物相应，无物不应，以性相通故”[45]。值得一提的是，高怀民先生还研究了程颐修养工夫与其易学思想的关联，认为“小程子在修养工夫中两个主要的操守——‘诚’与‘敬’，数其根源，也密切关联着易学”[46]。
也有些学者分别从其他方面入手，探讨了二程的工夫论。向世陵先生从“不失本心”的视角着手，研究了二程对孟子保持本心思想的发展，认为“孟子并未说明‘欲’到底是如何一种心理状态，程颐则有发挥，认为心只要有向往追求便是物欲，而不必是完全沉溺于其中”[47]。陈来先生比较了程颢和程颐对诚敬的不同观点，认为“程颢以诚与敬并提，他说的敬近于诚的意义，同时他十分强调敬的修养必须把握一个限度，不应伤害心境的自在和乐。程颐则不遗余力地强调敬，他所谓主敬的主要内容是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与内在的思虑情感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48]。在《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蔡方鹿先生研究了二程的格物致知思想，认为“二程既分别论述了格物说与致知说，又阐述了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其格物致知论的严整理论内涵”[49]。郭晓东先生从工夫论视域入手，研究了程颢的哲学思想，认为“识仁”也就是“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乃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50]。文碧芳先生研究了程颢的识仁之方，认为“大程仁说乃具备明显的宗教性维度”[51]。温伟耀先生对程颢和程颐的工夫论做了比较研究，认为“明道的工夫论较着重圆顿的观照境界，而伊川则精确而严谨，着重深细的工夫”[52]。邓联合先生从近代知识论的角度研究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论，认为“‘格物致知’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既坚持认为要探求外在自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又没能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认知方法”[53]。方旭东先生研究了程颐和朱熹的“知而不行”思想，认为“在‘知而不行’问题的解释上，程朱注意到认知之外的其他多重因素，包括人的意愿乃至性格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道德实践的深层机制”[54]。刘蔚华先生探究了二程的理欲观和弗洛伊德的超我说之间的异同，认为“弗氏和二程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大体一致的原理，就是人通过克制自己的私欲，就能够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人的本我状态与超我状态，同样都是现实的”[55]。梅珍生先生研究了二程的“主敬”工夫与其易学思想的关联，认为“《易》中的‘敬以直内’等思想，成为程颐关聚‘敬’字的主要思想资源”[56]。(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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