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程颢和程颐的天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现当代学者对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的探讨，与其对二程的天理论的研究密不可分。冯友兰先生从人格气象的异同出发，认定程颢和程颐的思想确有不同。冯先生反对把程颢和程颐称为二程，指出“其实二程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哲学思想，而程颢的哲学思想，则为‘陆王’所继承、发展”[12]。冯先生认为，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差异首先表现在他们的天理论上。程颢所谓的“天理”指的是事物之中的自然趋势，程颐所谓的“天理”实质上是从万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上，程颢和程颐的界定也有不同：程颢不对形而上形而下做区分，也不重视理气的分别；程颐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描绘了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即既有明显区别，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3] 与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不同，钱穆先生认为，尽管程颢和程颐在人格气象上确有差异，在思想上却是大体相同的。钱先生认为，程颢所谓“天理”是由自身的实际生活经验入手体验出来的。天理，并不是宇宙之理，而是人生之理。[14] 张岱年先生认为，虽然程颢和程颐都以天理为本根，却对天理给予了不同的解读：“程明道所谓理乃指生生之理，以生或易为宇宙之根本原理。程伊川所谓理，则指气之所以。”[15] 牟宗三先生认为，程颢和程颐对天理的理解上的异同，是他们的思想各具特点的根源。[16] 侯外庐先生认为，二程的思想没有差异，主张天理独立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本源和本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侯先生把天理看成了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17] 余敦康先生认为，二程在本体论上完全一致，在工夫层面略有差异。他认为，程颢和程颐“都是在致力于把天理确立为最高的哲学范畴，阐发其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勉强要找出有什么不同，只能指出某些属于‘工夫’层面上的差异，在‘本体’层面上则是完全一致的”[18]。与余敦康先生类似，向世陵先生也认为，尽管二程兄弟在治学教人的风格上有很大差异，可是兄弟二人在根本思想上是一致的。向世陵先生说：“二程之间，对于形而上下问题的关注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并没有原则性的不同。”[19]
还有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着手，研究了二程的天理论思想。成中英先生研究了二程本体哲学的思想渊源和架构，认为“一方面，程颢是根据《大学》、《中庸》的传统，并以这两个文本为契机来创发其对于现实的直接思考。就此而论，他比他的先行者达到了更加独立的哲学思考；但另一方面，他也遭遇到困境，即是如何把他的思想和观念表述成一个逻辑的形上系统。这个系统化的工作要到他的弟弟程颐那里才得以创建，而其完成则要到朱熹——程颐的四传弟子那里才实现”[20]。在《仁学本体论》一书中，陈来先生研究了程颢的“仁体”，认为“实体的仁体既是人识得的实在对象，也可以成为个人拥有的东西，实体是可以贯通到人的身心的实在”[21]。胡自逢先生阐述了程颐以天理为根基的天人之学，说：“《程传》会天人之理而归之于人事，既不昧其本原，而又人可施行，使《易》之大用，益以恢廓，伊川之力也。”[22] 朱汉民先生探讨了二程天理论思想的文化意义，认为“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23]。冯达文先生研究了程颢和程颐在天理论方面的异同，认为“大程一方面既以‘理’为一种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主张以‘知’去把握却强调以‘心’去体证此“理”而显得不圆熟，那么在‘理’本论的范围内，小程却表现了理论的一贯性”[24]。徐洪兴先生研究了二程的“仁”与“礼乐”思想，认为“作为天地之序的‘礼’和天地之和的‘乐’，就是‘天理’的实质性的内涵，它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价值的本体”[25]。李晓春先生从天理与善恶的关系入手，研究了程颢与程颐在天理论上的思想异同，认为“程颢的理刚从气主理从的形态中脱胎出来，故而此理正像气主理从那样，紧紧地结合在气中，只不过在程颢这里，主要的视角是观看理而不是气。程颐的理则在其兄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超越于气而呈现一独立自存的趋势”[26]。杨仁忠先生研究了二程天理论与佛学思想的关系，认为“二程的天理论深深地源于佛学的‘法身’说、‘理事’范畴论、一多论证论等多个方面”[27]。在笔者看来，即使天理与法身等范畴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也无法掩盖儒、佛在形上依据和价值关怀层面的天壤之别。(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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