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程颐把变易看成天地万物存在的总原则，认为变易的所以然是天理，提出了随时取义以从道的理念。二程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即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完成之时。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二程建构理学体系的行为，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直面佛道冲击的文化自觉。随着二程弟子将洛学传播到各地，程颢和程颐的研易释易、易学研究与理学体系建构齐头并进的研究范式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最终成为后儒研习易学和建构理学体系的范式。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程颢和程颐的理学建构是以其全新易学观为基础的，是借助开显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的新内涵，并涵摄吸收四书等典籍中的思想资源来实现的。程颢从天地的生化日新入手，对“生生之谓易”加以诠释，建构起生生日新的世界，认为天理是天地生化日新的本体依据。天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个体的性命之理。个体可以在生活中“即事尽天理”，成就与物同体的大写的我。程颐从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视角入手，建构起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程颐把变易看成天地万物存在的总原则，认为变易的所以然是天理，提出了随时取义以从道的理念。在程颐看来，个体顺应天理的要求，就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二程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即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完成之时。而程颢、程颐思想的异同、互补，则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格气象。
二程在易学的框架下，建构起自身的理学体系，实乃宋代学者通行的研究范式。在当时，理学家往往也是易学家，而理学家的体系建构也与其易学研究紧密关联。在易学的架构下，理学家通过对四书的解释，使“儒家不但重又获得了自身价值体系的根源性意义，而且找到了抵御和批判佛教出世主义的强有力武器”[8]。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二程建构理学体系的行为，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直面佛道冲击的文化自觉。随着二程弟子将洛学传播到各地，程颢和程颐的研易释易、易学研究与理学体系建构齐头并进的研究范式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最终成为后儒研习易学和建构理学体系的范式。因此，要研究程颢和程颐的理学体系建构，就要从易学视野着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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