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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历史批判在西方现代音乐美学中

时间:2023-1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显然,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将心灵看作寻求真理的主体,而将身体排斥在接近真理的可能性之外。也就是说,福柯倡导从性器官为核心的身体活动中解放出来,实现全身心的审美愉悦。针对福柯的身体意识,舒斯特曼提出了“无性的愉悦”的身体美学。在谈论《第二性》作者西蒙娜·波伏瓦时,舒斯特曼赞扬了作者看到身体差异的敏锐性,同时指出其局限性。这个兴趣恰恰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历来否定身体感受的意义。

身体的历史批判在西方现代音乐美学中

舒斯特曼指出,“古代哲学曾经确切无疑地被作为生命的身体化方式而实践着”[26],但是这种身体实践的哲学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积极的实践如东方古代的先哲所为,即舒斯特曼谈到禅的修行。消极的实践如世界上许多宗教所为,他谈到波菲利《普罗提诺传》中关于通过否定肉体来实现灵魂自由的文字。

“身体术语‘器官’和‘有机体’都来自希腊表示工具的词语‘工具’。”一方面身体被作为工具,另一方面身体又受到排斥。例如柏拉图将身体作为媒介,对它进行严厉谴责(《裴多篇》)。谴责的理由是身体阻挡在人和真理之间。具体说来,感性/非理性的身体扰乱人们的心灵,妨碍人们获取知识。显然,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将心灵看作寻求真理的主体,而将身体排斥在接近真理的可能性之外。身体既然永远只是工具,就永远是心灵的奴隶。在中世纪神学那里,身体作为欲望的根源受到排斥。但是舒斯特曼没有看到,在中世纪早期神学的“拯救”话语中,身体连同灵魂一道,属于被救赎的对象。奥古斯汀甚至和柏拉图一样拥有身心二元论思想,认为人即一个灵魂利用或拥有一个身体。[27]而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那里,大哲学代替了大神学,理性中心逐渐替代上帝中心,古希腊文化在被借用(“复兴”)的同时,身体继续受到排斥。这一点舒斯特曼给予了充分关注。他指出在认识论的统治下,身体被当作低级的感性认识所需要的工具被利用;由于真理被认为仅仅存在于理性认识中,因此身体被当作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程中的需要被消除的障碍

但是在西方历史中,也有许多思想家重视身体,将身体当作和心灵一样重要的人的一部分。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一书的第十章中特别谈到鲍姆嘉通、居约(J.M.Guyau)、杜威蒙田福柯等人。鲍姆嘉通虽然把美学当作“低级认识论”,但目的却在于肯定感性的价值,包括弥补科学逻辑认识的局限、为所有思维和艺术提供良好基础。最重要的是,鲍姆嘉通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感性体验丰富的人将拥有超越他人的优势。舒斯特曼从鲍姆嘉通的《美学》中抽取出这些优势:“感觉的敏锐”“想象的能力”“有穿透力的洞察”“优良的记忆”“市的性情”“好的趣味”“远见”“表现的才能”等。[28]当然,鲍姆嘉通最终还是将身体排斥在美学研究之外,因为身体被等同于肉体,而肉体毕竟和“肉欲”之类联系在一起。不难理解的是,鲍姆嘉通在提出“感性学”(中译为“美学”)的时期,西方仍然处于理性中心主义阶段,理性高于感性,并被作为人性的主要体现;真理只在理性认识中,丧失理性就是丧失人性。而感性几乎和身体等同,所以应被排斥。舒斯特曼将鲍姆嘉通劈为两半,然后取其被他当作合理的那一半。

舒斯特曼引用蒙田的话,并强调蒙田的兴趣点不在生理而在身体的审美功能:“在我们的存在中,身体占很大的部分,占据很高的等级;因此它的结构和组成值得很好地考虑”。有类似思想的居约则将精制地体验身体的呼吸、血液流动而充满活力时,感受到“一种真正令人陶醉的快乐”,看作身体具有不可否定的审美价值之所在。[29](www.xing528.com)

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一书中,舒斯特曼专门谈论了福柯的身体意识,指出福柯从性的角度强调了身体整体敏锐感受的价值:通过否定“性器官中心论”来达成身体美学观念。也就是说,福柯倡导从性器官为核心的身体活动中解放出来,实现全身心的审美愉悦。当然,舒斯特曼也批判了性虐待等畸变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实践。作为和福柯的对照,他指出诸如呼吸、静坐、步行的冥想等入静练习才能促进根本的自我转化,在获得安详体验的同时,产生深层愉悦。遗憾的是,福柯忽略了这些更优雅、更精微的愉悦方式。针对福柯的身体意识,舒斯特曼提出了“无性的愉悦”的身体美学。[30]至于梅洛-庞蒂的相关理论,舒斯特曼称之为“沉默跛脚的身体哲学”,因为他的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强调身体是所有语言和意义的基础,身体具有重要的表达功能,另一方面又认为身体表达有沉默性和间接性,因而在把握自身和把握世界上是不清晰、不可靠的,把身体置于语言之下。相比之下,尼采则把身心地位颠倒过来,认为心灵是身体的工具。遗憾的是,这种激进思想反而强化了身心二元论,因此和传统哲学美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基础。更重要的是,尼采在逆转传统哲学的同时,他的理论过于夸大身体的价值。在谈论《第二性》作者西蒙娜·波伏瓦时,舒斯特曼赞扬了作者看到身体差异的敏锐性,同时指出其局限性。波伏瓦指出,妇女和老人由于身体的弱势而被社会控制在依附于男人的从属地位,但是就身体本身而言,她的思想比较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一方面,她看到身体不是物品而是一个人的生存之所,是掌握世界的工具;另一方面,又陷入身心二元论,认为身体是受心灵支配的消极的肉体。接着,他对维特根斯坦的身体审美意识展开评论,坦言自己对维特根斯坦的“对于身体的审美感受”这一短语深感兴趣。这个兴趣恰恰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历来否定身体感受的意义。舒斯特曼认为:“尽管他对感觉主义进行了毁灭性批评,维特根斯坦依然认识到了身体审美感受在心灵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功能。”[31]当然,维特根斯坦的文论所涉及的身体美学是零散而模糊的,需要开掘。例如他认为词汇的意义是实践运用所赋予的。显然,实践是“身体力行”的,包括了身体。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一书中谈到自己的音乐体验:当想象一首乐曲时,往往会伴随牙齿的摩擦运动。虽然这种音乐审美体验比较特殊(多数人听音乐或想象音乐是身体的其他部位伴随运动,如摇晃身体、拍手等),但在舒斯特曼看来,这给了我们重要的提示:“审美想象或审美关注是由某些确定的身体运动所推动和提升的,这些身体运动以某种方式感受,似乎它们就相当于该作品”;“审美感知必然总是通过各种身体感官而获得的”,关注身体审美感受能够“使我们的艺术鉴赏更为敏锐”。[32]“音乐那无法形容的意境深度、那宏大而神秘的力量,都源自身体那无声的功能:身体正是创造性的基础和增强音乐感染力的背景;而这,正是一个短暂的声音就可以感染人类深度体验的方式。”[33]

在舒斯特曼看来,早期实用主义者言论所涉及的身体美学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他专门论述了威廉·詹姆斯和杜威的相关思想,尤其推崇后者。他从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心理学原理》等书摘取了典型的身体美学言论,如“身体是风暴的中心,是坐标的起点,是我们经由体验训练而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之源。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与身体息息相关,感觉由身体而来”;“人们所体验到的世界无时无刻不以我们的身体为中心,即以视觉为中心,以行为为中心,以兴趣为中心”;“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服从身体需要的一切,是由本能决定的、满足一己之利的原始目标。其他目标也可能会令人产生兴趣,但这些兴趣只不过是与身体相伴的衍生物”。[34]他指出,人们对这位身体哲学家的关注不够。詹姆斯从艺术转为医学,自身的疾病促使他关注身体。在大学里,他又从生理学转到哲学,使身体成了哲学关注的一个重点。他探寻身心和谐的方法,并身体力行进行自我实践。舒斯特曼将詹姆斯的成果概括为三点:“身体在精神和道德生活里的中心性地位的理论对分析性身体美学的贡献”;“身体的改良主义方法论的实用主义观点……将哲学阐述为一种工具和生活艺术,旨在改善我们的体验”;“为了恢复健康而采取的身—心协调的实际努力”。[35]当然,他指出詹姆斯的身体美学理论和方法论都存在着局限性。前者如在区分单纯的身体变化和对那些变化的感受上没有保持足够的清晰,在区别情感的生理构成和情感的意向内容(或对象)上不够有效。[36]后者如建议通过其他外在的方式或行为来控制情感,改变各种身体感受,而不是通过增强对身体信号的敏感度,识别各种紊乱的情绪并有效处理它们。[37]尤其是詹姆斯最大创见的内省法,本来可以转换为有利于改善生活行为的实践方法,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甚至过于简单地要求各种行为都遵循“节俭规则”,即只注意目标,排除各种“多余的意识”包括身体意识。舒斯特曼指出,詹姆斯的规则对有些行为(如学习初期的歌手或走钢丝表演者的行为)是正确有效的,但并非对所有行为都正确有效;事实上我们在实践中经常是既要注意目标,又要注意执行的身体。例如一个失败的球手要使自己赢球,就得改进自己的身体动作。[38]克服所有身体的坏毛病(或坏习惯)几乎都需要关注身体的改进。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一书的最后,舒斯特曼又回到了杜威,并从杜威那里生发出自己的身体美学见解。他认为杜威的身体美学是比前述所有人的相关思想更有参考价值的。他再次赞扬了杜威身心一元的身体美学观,推崇他将生物学因素当作审美根基的思想。他指出杜威身体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得益于詹姆斯的生物学观点,还得益于亚历山大身体训练法。杜威甚至认为文明程度越高,身心合一的程度也越高。反过来说,文明程度越高,单纯的身体行为和单纯的精神行为就越少。整合的关键是生活实践。F.M.亚历山大认为身体的自发行动依赖于感受、思维、行动和欲望的各种习惯,而这些习惯使然的身体行为自发地执行着人们的意志。因此他创立了目标与手段同时关注、加强身体意识和有意识控制的训练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都被杜威所吸取。舒斯特曼概括道:意志并非纯粹精神的东西,而是包括了身体资源、环境背景和行为习惯的;亚历山大身体审美训练可以获得良好的习惯、重塑自我和社会。舒斯特曼再三指出,杜威推崇亚历山大法的原因还在于该身体美学思想是来自生活实践又返回生活实践的。他同时指出亚历山大法的一些缺陷,例如过于强调意识对身体的控制、过于强调头部和颈部的姿势而忽略了身体的其他部分。而杜威则没有注意这些缺陷。为此舒斯特曼提出了多元论的身体哲学和训练方法。[39]同样重要的是,舒斯特曼指出亚历山大和杜威都暗示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着对立,例如亚历山否定把舞蹈和音乐作为自由情感的表达,认为只有为理性目的服务时,情感表现才有更大的意义;杜威则早先也持相似的观点。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他转变了,认为手段本身(包括情感表现)也能成为审美的目的,而无须有理性或道德目标的支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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