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威尔指出，现代主义的音乐语言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强调创造性，另一方面希望新音乐语言具有普遍性，或得到普遍接受。他以新维也纳乐派为例，指出其两面性的表现：“这种意识在一种描绘无调性和序列主义二者特征的思想之中表明了它自己，即它被包含在作曲家产生他自己的音乐语言的创造力之中。尽管如此，勋伯格还是企图把自己显现成这样一种人物，即通过他的创造，推动历史的前进。勋伯格既想要他的音乐语言被当作普遍性语言来认识，又想要保持他自己的语言的个性。”[20]过去的音乐模式的选择，音乐语言的选择，比如大小调体系，是一种社会群体在漫长的历史中集体努力的结果，它没有个人专利，不属于个人，每一位作曲家都没有关于音乐语言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没有个人独立拥有某种音乐语言的意识。但是现代主义的人工体系或非体系的手法，却明显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明显具有个人的自我意识。例如印象派音乐，德彪西通过他的作品确立了一套印象派音乐的语汇，其中包括使用各种音阶，特别是全音音阶，“以致其他作曲家在使用这一音阶时，不可避免地而且令人遗憾地使人听起来‘像德彪西’”[21]。尽管德彪西并没有谈论他的自我意识，音乐界却将这套印象派音乐语汇的专利划归给德彪西。更明显的是体系化的新音乐模式，如十二音技法，它的归属权在勋伯格那里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哈特威尔考察到的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其创作的作品《福斯特博士》（Doctor Faustus）中采用了受十二音体系启发的方法，但是并没有提到勋伯格。对此勋伯格非常在意，亲自和他交涉，对方答应将来小说再版时补上相关说明。哈特威尔说：“这一事件说明勋伯格相信他的音乐语言是他个人的发现或创造，而他不允许他的智力财产被用于哪怕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这件事，则表明他对自己的东西感情很深。”[22]同时，他指出现代主义音乐家相信自己可以创造音乐语言，而不需要在历史中已经衰退的符号体系，也不需要依靠符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直接（unmediated）联系。意思是作曲家可以直接在自己创造的音乐语言构筑的文本中，缔造一个自足的世界。从美学上说，这是一种自律论的观点。序列主义特别是整体序列主义，具有明显的自律论特征。但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各种人工音乐体系依然是结构主义的，依然是确定的、中心性的，其作品不是新历史主义的文本。
后现代主义对音乐语言的看法和现代主义完全不同，它没有个人专利的自我意识。新历史主义放弃了音乐语言的历史属性和个人属性，甚至放弃对音乐语言的自我意识乃至个人的主体意识。因此，它和传统至现代主义的音乐语言观对立。这种“对立”甚至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刻意追求，因为后现代主义并不刻意追求什么，特别是在历史维度，几乎所有的历史的音乐作品及其语言都是重组的现成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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