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text，或译“本文”）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词语，与新历史主义密切相关。文本不同于作品。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经典著作《从作品到文本》中对二者的区别做了以下概括：传统概念中的作品归属于作者，是作者创作的结果，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具有确定的形式结构。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发源地；作品是一种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对应性。作品是一种消费品，是不属于审美者而又成为审美者对应的东西，即审美对象。文本则不属于任何固定的个人，它也不是确定的存在物。文本仅仅是一种开放的能指拼块，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和不同的阅读者互动，构成不同的拼图。文本的结构是开放的，其意义是多元的，而且意义不是封闭在结构中的，而是在和阅读者互动时生成的。这样，文本的定型和意义都是某一读者在某次参与过程确定的，因此，这样的过程就是审美体验的亲历过程。[3]这种过程和德里达的“焚烧”过程性质是一样的。
由于文本的解构主义性质，它和历史的关系不同于作品和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作品既然属于一个作者或艺术家，那就有历史的意义，因为作者或艺术家总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中生活和创作的，他们的作品总是被打上历史、社会的印记，体现为特殊的风格，包涵时代、民族和个人的精神。而文本不是恒定意义的载体，没有中心性、确定性和再现性，因此并不表现历史，不能将历史信息锁闭在一个确定结构中。这样，文本和历史之间就存在着距离，二者不是同一的，二者相关而不相同。当然，后现代的文本也是人产生的，不过不属于个人，因为它包含了其他文本的信息，并在相关文本组成的“网络”中存在。它自身往往是用过去的作品碎片重组而成的，或者是用当下的某些/某种语言碎片拼贴而成，缺乏传统意义的逻辑性，无意义中心，留下许多空白等候读者的填补，呈现出大杂烩的样态。当然，从作品到文本经历了一段历史。那就是从作品、文本、历史的统一，逐渐演变成作品和文本分离、文本和历史分离的局面。其中，文本和历史“分离”表现为它对历史的解构（详见后述）。
如果把文本当作“词”，而把历史当作“物”，那么，二者的关系在西方历史中存在着一系列演变过程。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探讨词和物存在及其联系的条件。他的研究结果是，西方思想史中存在着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认识型”（épistémè，又译为“知识型”）；正是这些认识型的存在，才使词和物产生意义和联系。也就是说，认识型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的知识空间，它决定着“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它是一种先天知识，在一个特定时期影响人们的认知和理解，并进而限定人们的语言表达。[4]但是，各认识型之间的转换是跳跃的，这意味着历史是非连续性的。福柯并没有完成探究非连续性的原因的工作，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颠覆了以往历史研究的因果观或必然观。福柯将中世纪之后的历史进行了划分，并确定了若干个相应的认识型。
其一，文艺复兴认识型。福柯认为“直至16世纪末，相似性在西方文化的知识中起着建构性作用”[5]。在相似性的知识型作用下，词与物是统一的。福柯分析出当时有4种相似性，即：空间相连的相似性（convenientia），比如大地—海洋、灵魂—肉体、动物—植物等等，它们彼此在空间上相连，所以被联系在一起；形象相仿的相似性（aemulatio），比如日月—双眼、天空—人脸等，它们具有格式塔心理学“异质同构”的特点，所以被联系在一起；类比关系的相似性（analogy），比如星星与天空、植物与大地、生物与地球、感官与人脸等等，它们总是处于同类别中，因此密切相关；共鸣同感的相似性（aymparthy），它是潜在的、无所不在的、深层的相似性，自由地发挥作用。与同感相反的是反感（antipathy），它使事物分开并保持各不相同的特征持续存在。福柯指出：“同感—反感对偶的统治产生了所有形式的相似性。前三种相似性都可以被它包容和解释。”这样，知识便只是“注释”，符号系统包含经典的能指、所指和联结。[6]这4种相似性表明在人的认识中，事物都具有某种形式的相似性。这时人们相信词和物具有统一性。对文学艺术来说，作品、文本和历史是统一的。这一阶段人们重视的是事物之间的一致性。(www.xing528.com)
其二，古典认识型。此时，人们用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关键词“再现”（representation）表明，词和物不是统一的，但是二者依然可以对应。福柯认为这种认识型的改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西方世界发生了一次根本的断裂，变得主要的东西不再是相似性，而是特性（identities）与差异。”[7]也就是说，这一阶段人们开始重视事物之间的差异。在新的认识型中，分析取代了类比；彻底的归纳取代了无限的相似性游戏，或有限的差异取代了无限的相似性；确定的知识取代了可能的关系，比较成了普遍方法；对特性的确定和对差异的区分取代了相似性的聚合；历史学与科学分离了。福柯认为，古典再现知识型（认识型）有3种结构，即数学，计算秩序的科学；起源学，经验中的秩序分析；分类学，定性的划分，属于表格领域。这时，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了。而命名则给一种再现赋予言语的再现，并按性质安置在表格中。“任何再现都可以用符号表示，从而能在一种特性与差异的系统中找到位置，使人理解。”福柯的总结是：“对于古典经验来说，自然界的秩序和财富领域的秩序具有与由词语体现出来的再现秩序相同的存在模式”；“词语构成了享有充分特权的符号系统”。[8]显然，古典时代的世界和符号、物和词是分离的，人们关注的是事物之间的差异；符号被用来区分事物，而不是为了把事物结合起来；常规符号比自然符号占有优先地位。当然，词和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体现为再现关系——词的秩序是物的秩序的再现。再现的条件并不是相似性，而是差异中的秩序。原来由能指、所指和相似性构成的三元形式，现在变成了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形式。古典符号被当作是指称客体的内容。[9]古典时期，艺术作品或文本虽然和历史不同，但是仍然是历史的某一侧面的表象。它们仍然是历史的反映，因此具有历史赋予的意义。
其三，现代认识型。福柯认为，19世纪之后，词的秩序不表示真实的事物，而表示人对物的表现。现代认识型把轴心从再现的空间转移到了欲望和冲突的时间。历史成了重要因素，是知识对象的内在因素，知识对象脱离了外在的历史。但是福柯也指出，19世纪各知识领域经历了“非历史化”，也就是知识本身并不代表历史中的事物，而代表人对物的看法。这里的核心思想是，现代认识型的中心是“人”。也就是说，标志现代认识型的不是知识的非历史化的形式，而是产生和理解知识的中心——“人”。在福柯看来，人是经验—先验的二元体。也就是说，人是具体的，是经验着的主体（历史的主体），又是使一切知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非历史或超历史的主体）。人还是意识—无意识的二元体，无意识是人的一个“他者”，潜在地影响着思想和行动。同时，人亦是此在—过往的二元体，这种二元性反映了人的存在和时间之间的深层关系。进一步地，福柯考察“人”的主体性的变化，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提出了“人死了”的惊人论断。所谓主体的消亡，指的是人丧失了中心地位，而由语言代替了原来由人占据的位置。因为“只有当主体消失时，语言的存在才是自明的”[10]。这就推导出了福柯没有明说的“当代认识型”。这时，词只表示其他词，符号仅指涉其他符号，而不指涉外界。词或符号成了人进行能指游戏所需的互动之物。这种认识型已经跨越到了后现代主义。在这里，传统意义的作品被文本取代了，历史也从符号中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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