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鲁顿认为审美意义是一种内在意义，而不是功能意义，因为审美意义没有外在的目的。只有将音乐作品作为其自身的目的来看待，才有审美价值的实现。“功能意义”指所有目的在音乐之外的实用价值，包括认识价值，即认知活动是为了获得知识或理性信息，一旦获得，作为手段的音乐就可以丢弃了。审美需要的想象也是一种知识形式，但确实和音乐作品不分离的“亲历之知”，是在音乐审美体验过程中的知识。也就是说，就审美意义而言，音乐作品不是提供知识的手段。斯克鲁顿还认为意义是人的偏好，一旦在审美偏好中找到自我，审美意义就生成了。在他看来，音乐的审美价值在于音乐自身的美和引起听者美好的生命体验。
一方面，音乐是美的，具有感性的完美构型（good Gestalt）。感性的完美构型，是作曲大师的杰作。斯克鲁顿认为只有调性音乐最具有这样的完美性。审美体验注重音乐的感性构型，它产生于我们关注音乐“外观”的时候。另一方面，在聆听过程中听众自己的生命被美化。我们“从音乐中了解运动和生命。不是说我们了解新的事实，而是说我们最终通过另一种方式懂得了运动和生命，感受到它的内在意义，并对它做出像对一个舞蹈所做出的那种反应。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美化了”[44]。
关于音乐的审美价值，斯克鲁顿指出“正确的”音乐作品不一定有意义，即不一定具有审美价值。[45]所谓“正确的”，即按部就班写成的作品，符合作曲规则，例如规范的曲式与和声。但是，如果缺乏鲜明的个性，缺乏创新，缺乏灵动性，所有的音乐进行都落在听众的期待之中，那就会造成平庸的感觉。斯克鲁顿介绍了勒达尔和杰肯多所区分的“规范规则”与“偏爱规则”（“偏爱”，preference）：前者是同一文化中所有作曲家都遵守的规则，后者则是作曲家个人偏爱的结构所应用的规则。[46]对一种文化的某一时期而言，正是规范规则保证了音乐作品中的暗指的有效性。听众也有类似的偏爱：倾向于将音乐听成某种结构。但是一般听众的偏爱总是以规范规则为基础的。斯克鲁顿探讨的两种规则，二者的关系其实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突出普遍性、共性而缺乏特殊性、个性，作品的审美价值就低，优秀的音乐作品往往具有二者结合的特点。而前卫的作品则突出偏爱规则，突出创新性、个性，甚至“违反”规范规则，从而造成传统暗指的失效，影响普通听众的接受。在一个“度”内，听众既能听到新颖的音响，又能理解作品的意义。不少作曲家追求在这样的“度”之内进行音乐创作。心理学提供的佐证是“难度阈限”规律（难度阈限是人们能够把握的难度的最大值范围）：对于某特定主体而言，太难的东西会引起他产生退缩反应，太容易的东西又难以引起他的兴趣或使他保持兴趣。运用偏爱规则产生新音乐作品，“新”具有两面性：新颖和障碍。新颖吸引人们进入音乐，但障碍则影响人们进入音乐。障碍又有两面性：积极和消极。如果障碍处于难度阈限之内，听众能够驾驭它从而体验到新颖的音乐活力；如果对某些人而言障碍超出了难度阈限，“新颖”将变成“怪异”，音乐难以成为审美对象，他们也难以从音乐中获得审美愉悦。(www.xing528.com)
斯克鲁顿认为：“一首乐曲的内容就是一个纯粹的音乐感知过程中的意向性对象，它不能以任何其他形式存在——即使存在着与语言相关的联系和类比。”[47]运动是音乐的隐喻，生命是它的旨趣。[48]“通过隐喻感知音乐，将音乐的形式组织与生命和表现姿态的境界联系在一起……音乐的意义和价值寓于其表现力之中。”[49]这种表现力是不及物的：“音乐的意义寓于音乐之中……确认音乐的内容似乎对音乐欣赏过程几乎或完全没有什么作用。这一事实是我们偏爱一种‘不及物’用法的表现概念的基础。”[50]
在斯克鲁顿看来：“音乐天生是审美的：任何创造音乐的社会已经是在关注某种除了自身别无目的的东西，无论这种关注是多么原始。”[51]这里他强调的是具有完美感性样式的、能给人生命运动感的音乐自身的审美价值。他同时强调，审美判断是主观的，因为审美是个人体验的东西。如果说审美判断也有某种意义的客观性，那只是为了证明个人体验的合理性。总体上说，感性体验、主观判断是审美的根本，理性思辨、客观推断则是美学的特点，“只有通过审美体验才能清楚地看到美学（审美）意义”[52]。他指出审美体验可以不经过分析而获得，但是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去欣赏音乐。他的比喻是，分析的理论可以提供脚手架，而借助这个脚手架人们可以提升审美的质量，音乐的审美价值因此也更充分地实现。斯克鲁顿认为真正的音乐分析也是一种对意向性客体的建构，并通过比较而成型。最后，斯克鲁顿指出，音乐虽然属于意识形态，但是它的审美价值却和意识形态的意义无关，它总是超越意识形态：“如果它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它就会完全超越社会环境而直透人心。当我们将它视为一部艺术作品时，其意识形态的意义可能是我们最不关心的。”[53]总之他认为音乐的审美价值是音乐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价值；音乐的意义即呈现于听觉的一种真挚严肃的表现形态，“呈现给听众的是一个人类健全性的实例，生命在其中凝聚在一个永恒的瞬间”[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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