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意义与隐喻与暗指相关

斯克鲁顿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意义来自“隐喻”（metaphor）和“暗指”（allusions）。

斯克鲁顿在书中表明，他的“隐喻”取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含义，即有意识地用一个词或一种说法指向某种已知却无法显示的事物。隐喻就是将一个语境中的词转移到另一个语境中，用于别的事物。他举例说，我们从一个语境中了解了“蓝色”这个词所指的事物的特点，然后把这个词用到不是蓝色的事物比如音乐上。确实，黑人音乐我们称之为“蓝调”。通过隐喻，不同的事物被联系在一起。隐喻不是描述客观对象，而是变换其外观，使我们产生别样的反应。当然，所有隐喻都不是真实的，但它产生的体验却是真实的。

对音乐和音乐体验的描述都是隐喻的。斯克鲁顿认为，离开隐喻就难以描述音乐中的意向性客体，也无法描述音乐体验。由于音乐不是物理世界的事物，因此不能用物理科学去描述。音乐属于意象世界，因此只能用隐喻的方式来描述它。例如我们说音乐是“悲伤的”，实际上是将本来用在人身上的词转换语境用到音乐上。“明亮”“暗淡”等也如此，本来用在视觉领域，却转换语境用于听觉世界。“运动”本来用于描述空间移动的实体，现在被用来描述音乐鸣响的过程，比如汉斯立克的“乐音的运动形式”。这也是一种隐喻，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在真的运动。但是人们听音乐时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流动，一种张弛的变化过程，因此用“运动”来描述。同样，人们还将音乐与生命联系在一起，也就是用“生命”来描述音乐，这也是一种隐喻。斯克鲁顿指出，在隐喻的意义上，音乐的运动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这样音乐就具有了双重隐喻：运动的隐喻和生命的隐喻。

“隐喻”是对不可言说事物的言说。斯克鲁顿认为音乐存在着“非概念性内容”，它被真切地体验着，是感知中的客观对象，却不能或难以用概念来对应，因此只能用隐喻的方式来描述。他指出直觉的格式塔和概念阐释应区分开来，音乐就属于这种直觉的、前概念的秩序（preconceptual order），也就是非概念性内容。斯克鲁顿认为这种非概念性的内容是审美过程中的意向性存在，也可以直接称之为“意向性内容”。“双重意向性”指的是直观的和想象的两种意向性内容的叠加，例如一幅画和一张脸的叠加，前者是直观的，后者是想象的（因为真实的脸不属于画中的世界）。在审美感知过程中，音乐的声音属于直觉中的意向性对象，而声音关系中的乐音属于想象中的意向性对象，二者叠加在一起，产生意义的理解和审美的感受。斯克鲁顿概括道：对第二物性的声音的感知属于感官能力，不需要接受教育或训练，不是高级智力。而对第三物性的感知，则与隐喻相关——“这种第三物性既不是从体验中推论出来的，也不是由对体验的解释造成的。它们仅仅为理性生物所感知，并且仅仅通过某种想象力的运用，需要转移另一领域中的一些概念。”^[32]

进一步地，斯克鲁顿探讨了在审美过程中音乐作品的同一性问题，也就是如何确认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作品或同一个主题的问题，明确指出音乐作品没有物质的同一性，却有“意象性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只能通过非事实的描述来确认，也就是通过隐喻来确认。所谓“意向性的统一性”，针对的是性质的相似性，而非物质的或数量的同一性；这种美学意义的最重要的性质，即独创性或首创性（originality）。一个翻版、模仿或改编，如果超出了意象性的同一性范围，审美者就会判断为那是另一个作品。在隐喻的意义上说，音乐作品可以被确认为是一种“声音模式”，这种模式与生活方式和时代风格密切相关。“一部音乐作品使我们立刻了解了一种人类生活方式，了解了一个时期的风格和形式……因此，如同我们能够立刻听出一部作品的作曲家的风格一样，我们能够立刻听出它的独创性。”^[33](www.xing528.com)

关于“暗指”，斯克鲁顿认为它是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首先区分了“解释”和“暗指”。他认为解释意味着疏离（alienate），解释意味着将音乐作为外部的事物来观察和说明，解释的过程是使用概念的过程，而不是体验的过程。“暗指与解释不同。暗指是自动引入一种社会背景——共同的知识、共同的意指、共同的象征——这一切一起体现为一种共同的体验。通过理解一种暗指，我们开始最大限度地认识到意义体验所暗含的群体性。”^[34]这里涉及“文化”——社会背景、共同知识和共同体验。审美体验是一种社会群体行为，因此社会各方面的共同性使音乐的暗指能够被社会群体理解，从而产生音乐的共享。

暗指是作曲家为了引起注意而设计的，他利用人们熟悉的事物，将审美者引向一个共同的世界。暗指将音乐和文化联系起来，通过审美，人们认识了音乐暗含的意义，因此能够获得理解基础上的深刻感受，并由于这种分享性而彼此心领神会地产生共鸣。正由于和文化密切相关，音乐才具有丰富的暗指性。斯克鲁顿列举欧洲文化造成的音乐的多样性暗指：不同舞曲的分别和应用，小号和圆号在古代的意义，赞美诗的和声与众赞歌的旋律及其宗教属性，等等。这些文化传统保证了音乐暗指的有效性：凡是处于同一文化中的听众，都能无须分析、解释就能理解音乐中的各种暗指，都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审美冲动潜藏于理性的本性之中……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条件下，审美体验才会兴盛。”^[35]

从作曲角度说，文化传统凝聚了一套作曲规则，这些规则是对过去实践的概括，它们也成为音乐传统的组成部分，同时促成了人们对音乐暗指的“天然”理解能力。作曲家应用各种规则包括各种暗指来创作作品，演奏家和听众都能理解并分享它们。这同时也说明为什么采用新的音乐规则创作的作品，人们往往难以理解。只有当一批新作品创造了新传统，产生了新的暗指系统，人们才能分享它们。“音乐上的真正限制不是取决于理性体系，而是取决于风俗、习惯和传统，取决于一种共同的音乐文化，这种音乐文化使暗指得以通行。”^[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