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分析哲学美学大行其道，原因在于西方哲学美学界继笛卡尔时期的“认识论转向”之后，进一步发现语言的问题，便出现了所谓“语言论转向”。[1]早期西方哲学“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确定的，各事物都有一个本质；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可以认识到该本质；语言的表达能力也是无限的，可以说清该本质。也就是说，本体的本质、认识到的本质和表述的本质，三者可以画等号。当时的发问形式即“世界是什么”（就音乐而言，即“音乐是什么”）。笛卡尔时期，人们认识到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世界/事物的本质和认识到的本质之间存在差异，但表述的本质和认识的本质仍然是同一的。发问形式变成“我所知道的世界是什么”，这便是“认识论转向”。到了现代，哲学美学家发现语言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很多问题根源在于语言，于是发问形式变为“我所表述的我所知道的世界是什么”，学界称为“语言论转向”，以分析哲学美学（现代主义的典型之一）、解构主义哲学美学（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之一）的相继兴起为标志。阿瑟·帕普、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是分析哲学美学的代表人物。笼统地说，该流派的特点是将对现实的分析转变为对语言的分析。这一点跟传统思辨哲学美学不同。“思辨”作为传统哲学美学的特点，其语言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它毫不怀疑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的明确性，目光只落在所指上。而分析哲学美学则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特别在“言说不可言说者”的时候，语言马上陷入绝境。因此在表述真理的时候，应该对语言本身进行分析，只做语言能够做的事情。（德里达等解构主义思想家进一步指出，能指和所指之间是断裂的，语言文本仅仅是无始无终的能指链，所指的意义是“不在场”的。）从发生学角度看，分析哲学恰恰是针对思辨哲学的。“从一开始，它就与理性精神和科学结为联盟，并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学和消除哲学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论上，它是与运用新的逻辑作为哲学洞见之来源相关联的，并且后来（在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之后）与主要地和细致地关注语言及其用法相关联。”[2]分析哲学美学从发轫至今，一直是西方哲学美学的重要流派，其中一些学者涉猎音乐美学领域，出版了许多专著。代表者有《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的作者彼得·基维、《音乐的意义与表现》的作者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音乐，艺术与形而上学／哲学美学文集》的作者J.莱文森（Jerrold Levinson）、《音乐美学》的作者罗杰·斯克鲁顿、《音乐与情感：哲学理论》的作者马尔克姆·布德（Malcolm Budd，1941— ）等。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音乐美学领域表现出分析美学、后现代美学和实用主义美学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本章主要介绍基维、斯克鲁顿和戴维斯分析哲学的音乐美学思想核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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