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即历史的治学观意义

20世纪后半叶，西方美学领域的各种前沿思潮风起云涌，呈多元性发展趋势。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状况，达尔豪斯试图在新的话语范式下，运用新的方法探讨传统的音乐美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发展思路。达氏通过对音乐美学学科和音乐美学体系的质疑与批判，展现了音乐美学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性和美学与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期在新的哲学、美学的大背景下，重建音乐美学。作为一位博闻强识的音乐学大家，达尔豪斯认为，出路在于体系与历史的统一，即音乐美学的“体系即历史”。

达尔豪斯的音乐美学著述从不满足于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描述，而总是力图对音乐美学作历史性的思考，以期探究音乐美学的历史维度和历史属性。因为在他的思维中，每一个抽象的美学观念的背后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渊源。达尔豪斯所探讨的美学问题涉及音乐美学的各个方面，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学科分类和界限，企图寻求一种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新的发展模式。

达尔豪斯的“体系即历史”的音乐美学治学观，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探讨的如何解决音乐美学研究中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20世纪中后期，由于结构主义的兴起及其所带来的变化，美学仿佛一夜之间便丧失了其大部分的合法性，因为结构主义抨击传统的学科界限。在阿多诺和大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来，可以继续“审美理论”这一提法，但不能再说“美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表示着传统的学科划界。因此，此时的美学只是龟缩在传统的和传统主义的学科壁垒之内，困守着其合法而陈旧的理论概念和术语。^[62]可以想见，达尔豪斯正是看到了音乐美学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而试图打破经典的学科壁垒，实现音乐美学与音乐史学两个学科之间的乃至音乐学中更多子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互渗。通过“体系即历史”“历史即体系”的辩证关系，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深化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不仅使音乐美学和史学走出了困境，也推动了二者的深入发展。

事实上，达尔豪斯提出的“体系即历史”，是一个20世纪现代美学重建过程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达尔豪斯的“体系即历史”式的音乐美学在音乐学领域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打破了经典的学科壁垒，促进了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互渗，推动了音乐美学、音乐史学乃至整个音乐学学科的纵深发展。(www.xing528.com)

我们说达尔豪斯的音乐美学实现了体系与历史的统一、美学与史学的互渗，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壁垒和界限，实现了音乐学学科内部的跨学科或超学科。但实际上，达尔豪斯的音乐美学远不仅如此，它还同时实现了音乐学学科之外的超越性——它同时兼收并蓄的有美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它并不局限于音乐学学科的藩篱之内。因为达尔豪斯将历史性放到了美学的前台，所以他发现所有的美学问题追踪溯源，探求到根上，都不仅仅是美学自身学科内部的问题，而应是各个范畴之间相互交融、相互纠缠的结果。

因此，音乐美学本身就应当是跨学科的，而不仅在与其他学科交会时才展现其跨学科性。不仅如此，事实上，如今这种跨学科性对几乎所有的学科来说都是必要的，各个学科（尤其是相邻的学科）之间表现出的纠缠不清和相互转换的状态越来越被推至前景。^[63]

达尔豪斯重建音乐美学的方法论——“体系即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既不能一味心怀“体系癖”地去构建普适性的绝对原理，也不能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更为合适的和更具启发意义的做法应该是二者的统一，即追求体系的普适性与历史的相对性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缠绕、相互转换。它同时葆有普适性与历史性。所以，在我们的音乐美学研究中，尚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与任何视角的关系（不论这些视角是体系化的或相反），都必须在我们的怀疑和修正中保持开放性”^[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