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豪斯的体系即历史观点的目的

在达尔豪斯的思维中，体系音乐学与历史音乐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和界限，在他看来，“历史与美学实际上处于互惠的关系中”^[38]。

“体系”与“历史”，在传统观念中原本是音乐学中的两个不同范畴，而达尔豪斯的“体系即历史”的命题，却似乎要将二者融合为一体。那么，我们很自然会产生一种疑问：达尔豪斯的目的是要将音乐美学消解于历史中或是将音乐美学的体系让位于历史吗？也就是说，他究竟企图将音乐美学的体系与历史合二为一呢，还是要音乐美学的体系与历史相加，从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呢？这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能简单作答，必须辩证地予以分析论证。

在现代西方学界，各种“新观念”“新方法”层出不穷，自成体系，这正是如今这个没有大一统体系的“体系时代”的一大特点。可是这些五花八门的“体系”，要么只注重横向关系，要么只注重纵向关系。音乐美学也如此，要么是横向的体系，要么是纵向的历史，尤其是前者，由于僵化而出现危机。达尔豪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重建音乐美学的思路——“历史与体系的统一”。对此，蒋一民强调指出：对于“体系”概念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一方法论意义上，达尔豪斯拯救了濒临失落的传统音乐美学。而贡献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清理遗产，其二是试图吸收当代哲学美学各方面的合理成果。^[39]

其实，对此问题达尔豪斯本人有更为简明清晰的论述。达氏在论述“关于结构性历史的思索”时，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的，一方面是一种缺乏体系基础的历史模式，另一方面是一种缺乏历史基础的体系建构。”^[40]并表明他企图运用结构音乐史在这二者之间进行调解，即“通过重构历史事件状态的支撑系统，通过展示理论体系和美学体系的历史色彩与局限，在历史事件状态的描述与理论/美学体系的编织之间寻求平衡”^[41]。在达尔豪斯看来，音乐结构史同时也弥补了那种以体系形式出现的音乐理论和音乐美学的缺憾。(www.xing528.com)

对此，恩里科·福比尼指出，达尔豪斯认识到了在音乐历史和美学评价之间创造一种二分法的危险，注意到了一个作品的美学本质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问题。福比尼认为，建立独立学科的音乐评论和音乐编撰史后面的假设就是：音乐的历史和美学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区分，而这正是达尔豪斯所要挑战的假设。^[42]

如果从传统的视角看待达尔豪斯的音乐美学，确乎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仿佛它确实不成体系——音乐美学的体系好像已经消解于大量的历史论述中。更为重要的是，达尔豪斯明确表明，他企图运用结构音乐史来弥补以体系形式出现的音乐美学与音乐理论的遗憾。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对于达尔豪斯而言，似乎就是只有美学史，而没有美学。然而，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看则不然。因为，从整体上看达氏之思想，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破坏，而是要重构音乐美学的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体系已是一片废墟）。但是，我们要理解他的真正目的，必须明确的是，“体系”的概念在达尔豪斯的观念中已发生了实质意义上的转换，即他要重建的“体系”与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的“体系”是不同的。运用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来解释达尔豪斯的“体系”概念是比较贴切的，因为这既体现了达尔豪斯的思想本身所受现象学的影响，也反映了达尔豪斯之所以提出音乐美学的“体系即历史”的观点，其根本用意就在于试图避免体系与历史二者在理论上的对立与分割。

达尔豪斯认为，体系本身也是具有历史性的。在他看来：“体系总是置于演化过程之中的步骤，如想进行完备的理解，就必须考虑体系的准备阶段和后续阶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历史的探索，而不是功能的分析。”^[43]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强调他的“体系即历史”的同时，不要忘记他的反题“历史即体系”，这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截然不可分割。因此，达尔豪斯的音乐美学不是不要体系，而是要重建音乐美学的体系于历史基石之上；目的是要弥合体系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以期达到二者的相互渗透、相互包容、互为支撑、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