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学当中，目前还没有人像达尔豪斯那样以极强的深刻性和洞察力试图整理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之间互相依存行事的紧密方式。达尔豪斯认为：“史学的美学化构成美学的史学化的反面。”[26]在他看来，不仅历史的思想和审美的思维肇始于同一时代，而且它们还同属思想史中的同一股潮流。[27]
1.历史判断是审美判断的“前提和条件”
在达尔豪斯的观念中，历史判断是审美判断的“前提和条件”。对此，他首先指明，无论是认为“审美判断仅仅是判别某个对象是否美，在其中很少体现基于知识的判断”，还是那种“来自误解《判断力批判》的观念，那种认为智性的方面——不论是目的论的还是历史的——会干扰、混淆审美判断的观念”，都是非常局限的。[28]（此处上下文中提到的“智性的方面”可以理解为“历史判断”。）
达尔豪斯指出：“必须承认，智性的方面确实仅仅是‘前提和条件’，并不是审美观照的目标和结果。但是，如果审美经验要保持丰满和实质，则智性的方面就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为反驳那些企图完全脱离任何前提立场，为审美的本能特征辩护的观点，达尔豪斯对审美的“直接性”做了必要的论述：“‘直接性’也许是审美本能的一个属性，但是它并不像有些为审美的本能特征辩护的人所希望的那样，通过高扬本能特性、反省自己和反击智性的讥讽来超越自己，从而完全脱离任何前提立场。”达尔豪斯明确指出：“审美的直接性更多是一个目的点，而不是出发点：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经过调解的直接性’。”[29]而达尔豪斯认为，在这其中进行调解的一个因素就是历史知识。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历史判断是审美判断的前提和条件，达尔豪斯批判道：“一个‘纯粹的’审美经验，仅仅为了美而欣赏一个对象，不为任何其他的目的，那只是一个干枯的抽象。”同时指出，康德所强调的是方法和逻辑，并不是基于经验的本质，并认为，“对于他（康德）而言，最决定性的方面是‘文化’——在‘依存美’和‘自由美’之间，康德显然将更多的‘文化’赋予前者”。[30]
2.审美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性
达尔豪斯明确指出：“对审美自律这一问题的争论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明白无误地知道，这个原则无法和历史脱离，并不是历史的主宰，它本身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现象，受制于历史的变动。”[31]
在达尔豪斯看来，未经任何简化的审美经验，本身就暗示着某些历史性的成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面对的是陌生的音乐还是熟悉的音乐，它们同样都需要理解，只是在面对后者时，我们自认理所当然的东西会误导我们忽视这一点，致使我们被动地屈从于审美欣赏是“直接而没有前提”的幻觉。比如，作为欣赏一部熟悉的作品的“前提和条件”，这些历史的调解也许是潜藏的，因为它们已经编织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已无须对其进行反思。但是，我们要知道，事实上，它们仍在发挥效用，而且，如果我们意识到它们，我们的审美经验会更为丰富。[32](www.xing528.com)
达尔豪斯说，那些宣称只接受“第一直接性”的人们，其实只是在为他们的愚笨寻找借口。因为，在他看来，被一件艺术作品吸引，不论多么专注忘我，很少会是一种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神秘心态，很少会是停滞的、幻觉性的凝固状态。更常见的则是一种观照与反思之间的来回穿梭。因此，达尔豪斯认为，体现审美活动目标的是“第二直接性”，而不是“第一直接性”。而且，审美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听众所具有的审美储备和智性经验，取决于他将当下正在欣赏的作品放在什么样的语境当中。智性的特征绝不是多余的附加，它们往往是审美感知的内在组成部分。[33]
3.美学和历史是相互缠绕、紧密相连的
达尔豪斯认为，音乐的历史判断与审美判断所涉及的对象是同一的，尽管二者把握对象的方式和角度不同。在达氏的观念里，美学和历史二者是相互缠绕、紧密相连的，历史知识常常基于审美判断，反之，许多审美判断又是经由历史判断才得以建立的。他指出：“审美经验中包括历史知识，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无论后者的作用多么微弱或次要。”[34]
对此，达尔豪斯指出：“没有人可以否认，如果发现一部19世纪或20世纪的音乐作品在语言上是派生性的，其重要意义（如黑格尔所言，它的‘实质性内涵’）就会减小乃至消失，因为精明的审美感觉会鄙视一个作曲家偷窃另一位作曲家的语言。”[35]他认为，承认独创性的存在与否就是一个审美的准绳。而在他看来，“审美（原创性的标准属于其中）自身就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从18世纪兴起，而它的持续时间尚无法预知”[36]。
对达尔豪斯而言，正因为许多审美范畴中包括历史因素，而且不仅审美判断自身，甚至它们所依据的尺度标准，都受制于历史的变化。所以在他看来：“审美标准和历史标准，音乐作品自身的独立存在和它作为某个历史语境中的组成部分，如果要在两者之间作出截然分明的区分，那是抽象的和专横的。”[37]
因此，对于达尔豪斯而言，美学和历史是相互缠绕、紧密相连的。在他看来，无论是菲利普·施皮塔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截然分割历史与审美的做法，还是汉斯立克站在美学的角度截然分割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其实都是为了避开棘手的困难，是出于对科学严谨性的渴望和对辩证法的怀疑，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通过上文对达尔豪斯“体系即历史”音乐美学治学观的成因及内涵的探究，我们基本可以弄清，在达尔豪斯的思维中，音乐美学的体系何以是它的历史；体系与历史为何相互融合，互为支撑；音乐美学体系的大厦缘何必须重建于坚实的历史基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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