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体系”的质疑
在达尓豪斯的思维中，“体系”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观念，同样受制于历史，他指出，“适合体系就能保证甚至加强观念的真理性，这种信念是19世纪的乌托邦观念，在20世纪已经破产。时代精神对当时人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没有注意到，审美观念并不是具有等级秩序的体系，相反，它们共生共存，彼此不同，相互不能化约”[12]。对此，达尔豪斯还进一步做了强调，“将这些审美观念全部纳入一个至高无上的美的观念，认为这些观念间的不同仅仅是中心观念的变化，这是对这些审美观念本质的误解”[13]。
在达尔豪斯的观念中，音乐美学主要是19世纪的现象，而达尔豪斯又明确地指出：“期望19世纪美学的基本概念清晰、轮廓分明而且界定明确，这似乎是哲学经验缺乏的标志。”[14]也就是说，在达氏看来，实际情形是，音乐美学的概念不清晰、轮廓不分明、界定也不明确。之所以如此，据达尔豪斯的论述，是由于音乐美学一向局限于体系化。就此状况，达尔豪斯做出了发人深省的论断：“将难以把握的东西封锁在定义的铁壳里，这种努力如果成功的话，会造成恶果，因为围绕着审美范畴集合了无数在历史现实中令人不解的看法和观点，审美范畴在系统上会萎缩为寒酸的陈词滥调。”[15]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看，达尔豪斯对体系是持质疑态度的。但是，达氏对于体系的质疑也好，批判也罢，目的显然在于重构而不在于否定和破坏。我们从下面这一段话，便能清楚地看出达氏作为一位音乐美学家的真正用意之所在，他说道，“为了再次起用和重新检视从19世纪体系的废墟中残留下来的审美观念，反思它们内在的问题，必须有意识地摒弃浮躁和不耐烦的态度”。同时，他还不无遗憾地指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学的语言已经破旧不堪，衣衫褴褛。现在已经很难富于新意地再度使用诸如美、完美、深刻、伟大等等词语，因为这些辞藻很容易被怀疑只是修辞手段。仅仅说出这些词语，就会让人畏缩不前——它们多么空洞！”[16]
达尔豪斯的体系与历史相融合的观点，很可能得益于黑格尔的“结合体系与历史”的观点。达氏在论述中说道：“以黑格尔自己的标准，一个体系是抽象的和武断的，是从外界强加给事物，而不是从事物内部发展出来的，除非这体系是事物真实状态的内在运动的结果。”[17]并指出：“像黑格尔一样，人们也试图在美学方面进行系统学和史学的思考，把系统作为历史、把历史作为系统去把握。”[18]
达尔豪斯在下面这段对汉斯立克理论的评述中，显然是站在黑格尔的“结合体系与历史”的立场上，来否定汉斯立克“将美学和历史截然分割”的观点。他指出：语言（或者说音乐语言）的精神是历史性的，汉斯立克不幸在面对这个推论时向后撤离。因为，汉斯立克甚至指责黑格尔“把自己的主要是艺术史的观点不知不觉地与纯粹美学的观点混淆起来”，对此，达尔豪斯不无调侃地评论道，好像汉斯立克真的能够抛弃黑格尔这种结合体系与历史的努力，用一种美学和历史截然分割的办法来捍卫各自的学科。[19]
2.对“美的形而上学”的质疑(www.xing528.com)
达尔豪斯对于音乐美学作为“美的形而上学”也是有异议的，他说：如果美学等同于美的形而上学，据马克斯·德索的说法，就不妨想象一种美学，其中甚至可以根本不提艺术的存在。甚至康德，在“趣味批判”世纪的末尾，也更多是从自然而不是通过艺术发展出自己对美的判断标准。[20]
达尔豪斯指出：“美的形而上学中孕育出了一种观念——对待一件艺术作品的恰当行为规范是凝神观照，即忘我地沉浸于事物本体。审美对象被孤立起来，与周围环境脱离，在具有严格自我限定性的状态下被审视，似乎它就是世界中存在的唯一事物。”对此，达尔豪斯认为：“为凝神观照所把握的表象常常只是一个途径，或甚只是一种迂回，最终的目标是‘内在形式’的理式。寻找这种理式，并不在事物本身（由精神所塑造的外形），更多是在事物背后或事物之上的某处，在一个彼岸的世界。美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艺术哲学，它总是处于超越艺术、与艺术背离的危险之中。”[21]
达尔豪斯认为，美学上的“存在”（Sein）与历史性的“转变”（Werden）之间方法论上的区别，即凝神观照与经验探索之间的区别，应被看作形而上学的两分法。[22]在他看来，在音乐历史和美学之间创造一种二分法是危险的，他所要挑战的正是音乐的历史和美学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区分的这种观念。[23]
达尔豪斯指出，美学与史学分离后，凝固成为美的形而上学，而美学作为形而上学是史学的对立面。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分享了美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在达尔豪斯看来，这一柏拉图美学的重要观念与历史释义学是互不相容的。[24]对达尔豪斯而言，在形而上学的美学中，一部音乐作品似乎就是一个柏拉图的理念，处于一种永恒之中，保持正襟危坐、一动不动。而达尔豪斯认为，一部音乐作品的本质并不是形而上学和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并且要服从于历史的发展。在他的观念中，音乐的历史哲学是作为流动着的、以历史和变化来理解的音乐作品的形而上学出现的。史学在形而上学中，反之，形而上学在史学中被扬弃。[25]
上文这些主要是质疑性和批判性的观点，尽管似乎有些尖锐锋利，但同时又极富洞见、发人深省，不仅从理论层面指出了音乐美学的复杂性，也从现实意义出发，道出了音乐美学学科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为音乐美学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导向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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