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音乐美学-达尔豪斯

20世纪，由于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学转向”，概念的复杂化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本质主义的体系化的建构已不再适应这种新的趋势。为重建濒临失落的美学，众多美学家均在寻求非体系化的出路，有的是反体系，有的是消解美学。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则将音乐美学重建的问题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他宣称：“美学的体系即是它的历史。”^[1]在他看来，为了重建音乐美学这个濒临解体的学科，出路在于：采取“体系即历史”的方法重建学科，即把体系重构于坚实的历史基石之上，坚持体系与历史的融合与互渗。

达尔豪斯认为，美学遭到普遍敌视的原因是，“有的美学理论费力地以僵硬的体系为出发点，试图将艺术作品的一切具体特征都纳入美的中心观念，甚至想从这个中心观念中推导出这些特征”。他强烈地批判此种做法，认为“这种努力的无用性（更别提它的荒谬无聊）是由于完全落伍，它的思维在审美上仍受制于古典的规范，在方法上则局限于对体系的追求”。^[2](www.xing528.com)

罗宾逊指出，达尔豪斯的影响中首要的一点就是：音乐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音乐学学科的重建（the re-establishment of aesthetics as a central musicological discipline）。^[3]因此，可以想见达尔豪斯在20世纪现代西方音乐美学重建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章将着重探讨达尔豪斯为重建音乐美学所提出的音乐美学治学观——“体系即历史”，首先是对“体系即历史”命题进行释义，探查其提出的原因和内涵；然后是由“体系即历史”引发的相关思考，探究“体系即历史”式的音乐美学的目的、特点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