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曾区分了两类彼此对立的音乐：一是肯定性（affirmative）音乐，二是否定性（negative）音乐。肯定性音乐具有商品化特征，受制于市场需求，对社会现状表示肯定。多数音乐如爵士乐、轻音乐、流行音乐、某些严肃音乐及温和的、易于接受的现代音乐，皆属此类。反之，否定性音乐拒绝市场需求和商品化，它通过自身“材料”否定社会现状。这种音乐即激进的先锋音乐，如新维也纳乐派的作品。[8]
所谓否定性，即批判性，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强调艺术、音乐作品是对社会矛盾的揭示，“是对异化了的社会的一种‘抗议’，一种‘反叛’”。[9]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在其先进的位置上，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10]于阿多诺而言，理想音乐的本质不是模仿，而是对理性化、标准化、商品化社会及其相应意识形态的否定。任何好的音乐作品都应具有这种“否定性”，所谓：今天的全部音乐所能做的，便是“通过自己的结构去描绘那些导致人与人彼此隔离开来的社会矛盾。音乐将会更好……若它能更为纯粹地——通过自己形式语言的矛盾——表现出社会状况的危急性并通过隐晦的痛苦语言唤起人们的改变”。[11]这与阿多诺论抒情诗的思想路径是完全一致的：“社会对人压抑得越厉害，遭到抒情诗的反抗也就越强烈……抒情诗与现实的距离成了衡量客观实在的荒诞和恶劣的尺度。在这种对社会的抗议中，抒情诗表达了人们对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抒情诗对物的超暴力的强烈憎恶和反感，是对人的世界被物化的一种反抗形式。”[12]
其二，“否定性”也意味着艺术作品对传统艺术风格的反叛：“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会在风格上实现一种自我否定，而拙劣的作品则常常要依赖于与其他作品的相似性，依赖于一种具有替代性特征的一致性。”[13]在阿多诺看来，否定性的艺术最终将抛弃传统意义上的美丽外观，成为“反艺术”。这种艺术只能存在于很小的圈子中，它们拒绝进入市场、拒绝交流，以此反抗资本主义的交换逻辑和充斥着拜物教的社会现实，亦即“为了人性，就必须用艺术的非人性去战胜这个世界的非人性”。[14](www.xing528.com)
与否定性密切相关的概念是艺术的“真理性内容”（truth content）。二者的关系在于：艺术作品通过其否定性而具有真理性。从阿氏的论述中可看出，“真理性内容”至少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它体现在由社会、历史现状给定的音乐材料惯例和一部具体作品的内在一致性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中。[15]前者代表普遍性，后者代表个体性。真理性内容即个体性与普遍性冲突的结果，或说是个体性瓦解普遍性的结果。因为任何一次创作都是作曲家对传统材料的个性化使用的过程，也就是对普遍性进行瓦解、否定的过程。其二，真理性内容也是音乐作品体现出来的社会矛盾。阿氏认为，音乐作品本身虽是一个封闭世界，但如果它割裂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抛弃了自己的社会功能，便是“非真实”的。反之，若作品通过自己材料的矛盾体现出社会的矛盾，那么，它就具有了真理性内容。[16]
那么，音乐何以具有否定性和真理性内容呢？阿氏认为，音乐只有成为一种自律性艺术并实现其异在性，才能具有否定性和真理性内容。所谓自律性，也有两层意思：一方面，音乐的材料、形式有着高度理性化的内在逻辑、技法；另一方面，伴随资产阶级的上升和社会分工的发展，音乐逐渐与社会生活分离开来，越发成为一个独立领域。而音乐越是与社会分离，其异在性也就越鲜明。在先锋音乐中，音乐的异在性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17]正是自律性、异在性使音乐得以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得以否定、批判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可见，与多数形式主义者不同，阿多诺的自律论有着远为丰富的社会内涵，它并不是孤立地强调作品的形式结构，而是更多地强调相对于社会现实、商品交换逻辑而言，音乐作品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正如阿氏所言：“自律性，即艺术日益独立于社会的特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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