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将解释学引入音乐哲学的是德国音乐学家克莱茨施玛尔,关于他的解释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文《关于促进音乐解释学的建议》和《关于促进音乐解释学的新建议》中。
克莱茨施玛尔认为,音乐研究应该基于一种文化的视野,它“不能脱离作品赖以产生的当时的环境、情势、有关的事件,不能脱离作品创作的那个时代及其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和传统,以及作曲家的思想、生活经历,并主张在这个基础上对音乐作品进行理解和解释”[14]。这一点可以说与狄尔泰的思想一脉相承。正是因为这样的基本的理论主张,克莱茨施玛尔强烈反对汉斯立克等倡导的形式—自律论的音乐美学观,反对所谓绝对音乐,他认为“没有绝对音乐这种东西”。值得重视的是,克莱茨施玛尔尽管反对形式—自律论的音乐美学观,但却高度重视对形式的探究,“他提出一个直接的诠释,从音程开始,节奏模式、和音,以及主题……”而对形式的关注并非就形式而谈论形式,而是试图寻找形式背后的精神内涵,“穿过包含在形式之中的感觉和观念的内容,找出身体之中的灵魂,呈现隐藏在一件艺术作品的每个部分中纯粹的思想,解释以及诠释整体”[15]。他反对对于音乐的理解仅仅流于感官印象,而要求作曲者和聆听者具有高度清晰的心智,对于器乐作品“要求能够看见藏在记号和形式之后的观念的能力”[16]。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克莱茨施玛尔试图从音乐的具体形式出发,并结合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背景和作曲家的生活经历、思想等,经过阐释从而揭示出作品的精神内涵,而这种精神内涵往往就是情感。而且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过于主观化、文学化的阐释,而追求一种相对客观的心理感受,在分析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赋格的主题时,克莱茨施玛尔实践了他的思想,他说:“它所蕴含的不是那种无限制的活力,更不是那种无拘无束的愉悦。当巴赫用下降的收束和经过精心设计的向主要音乐动机的上升使音乐主题的结构成型时,那种富于活力的冲动从下降和上升这两个方面被封闭起来,营造了一种抑郁的气氛;这主题从而表现出一种肃穆的心境,它努力升腾起来,以便获得对压抑、沉闷的一种抑制。”[17]这对音乐的描述无疑具有心理学的基础和深度,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化的主观描写,从而使得施莱尔马赫的描述建立在某种共同感基础上而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www.xing528.com)
克莱茨施玛尔的思想具有非常宝贵的意义,因为对一部音乐的解读,归根结底要从形式出发,一切的感性体验都是由形式所赋予的,但形式本身又不是一个僵死的与社会文化、作者无涉的物质符号,它背后隐藏着某种观念性的秘密,揭示这个秘密成为音乐学家的使命,因此就不能将形式与社会文化及作曲家的思想割裂开来,而应有机地加以融合,相互通约,相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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