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维（Peter Kivy）在《真实性——音乐表演的哲学反映》中从哲学的角度对“真实性”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他提出了“真实性”的四层意义：一是忠实于作曲家的表演意图，二是忠实于作曲家生活时代的表演实践，三是忠实于作曲家生活时代的表演音响，四是忠实于表演者个人原创性的而非仿效的表演方式。基维分别对作为意图的真实性、作为声音的真实性、作为实践的真实性和个人的真实性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基维所称的这四层含义其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的真实性”（historical authenticity），即前面三层意义；另一个是指演奏者的真实。这也是从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两个方面对音乐诠释问题进行了回答，与多里安在阐释诠释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有关意图的问题上，戴维斯认为意图是决定性的，而不是遵从表演实践的；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认为，作曲家的意图是很难达到的，把历史真实性作为一种表演意图的追求仅仅是一种探索，很可能作曲家根本没有我们所想要确认的那些意图。基维对意图进行了仔细的哲学分析，认为：“愿望和意图总是在可以企及的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一个人真正的意图只能作为在可能的选择中的意愿来理解，选择范围改变了，意图也会随之改变……犹如其他一切愿望一样，作曲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表演愿望也是有语境的（Contextual）。”[4]在基维看来，生活情景决定了愿望和意图。可见，仅从作曲家的角度来看，意图本身就是具有局限性的，是有范围限定的，那么，意图的真实性本身就具有局限性。作曲家的意图必然局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这指明了作曲家的表演意图受制于历史条件，比如乐器制造、乐谱出版等等方面的技术问题都可能决定当时的作曲家针对当时的情况去设计作品的表演意图。假设巴赫生活在现代，那么他很有可能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现代钢琴或现代乐队编制上演奏，而不是在古钢琴或管风琴上。可见，时代的局限性是必然的。这并不意味着当今只能在古钢琴上演奏巴赫作品。
另外，意图可以分为不同等级。蒂佩特（Dipert）把意图分为“高水平意图”和“低水平意图”，前者指美学影响的意图，后者指乐谱的标记和符号。他认为首先应该遵从作曲家的高水平的意图，这样才能抓住意图的精髓。从蒂佩特对意图的等级划分中，基维认为，音乐的诠释就是对作曲家的高水平意图的理解。他说：“音乐诠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握住什么样的表演方式是最符合作曲家的愿望和意图的，也就是说，在当今的理解下，什么样的表演方式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音乐诠释是对听觉的一种评判，从而，表演的历史真实性不能脱离音乐的审美判断，即品味判断。”[5](www.xing528.com)
在美学的名义下，作曲家表演意图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遵从当时的乐器（针对早期音乐运动）来理解，而是需要对作曲家表现意图的精神实质进行诠释。基维从历史的真实性是否就是遵从作曲家的表演意图出发进行了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真实性不应该只是体现在对当时乐器的运用上，还应该从现代表演实践中对声音的重建来认识真实性。而当代表演中对声音的重建就是当代审美感觉对作品音响的重现，其中隐含了这样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重现历史的音响，就算实现了，也不可能重建过去音乐听众对声音的体验。从而，音乐表演的真实性问题只能包含在当代性中，只能存在于审美感觉的当代体验中。再进一步，基维把历史真实的表演实践分为两类，一种是从手段到目标的类型，另一种是本身就是目标的类型。对于前者而言，表演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作曲家意图的声音的实现过程；而对于后者而言，重点在于一种观念的引导。但音乐最终是声音的艺术，所以审美感觉是不可逃避的。因此，基维提出了一种个人的真实性。他所说的个人真实性即个人风格和原创性。基维从现代作曲家对演奏者自由处理的要求出发，说道：“表演者所追求的个人真实性不仅能够与作曲家的愿望和意图的追求相协调，而且还是对作曲家愿望和意图的积极的实现……要是表演者具有个人真实性的表演也是作曲家的愿望和意图的一部分，那么表演者要实现作曲家的愿望和意图，就必须进行具有个人真实性的表演，如果能够达到这一点，表演者就算是实现了权威的意图。”[6]
但是作曲家的意图和表演者的意图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表演者很有可能用一种与作曲家的意图不同的方式，或者自认为比作曲家的意图更好的方式来演绎作品。这样就会存在表演者的版本和作曲家的版本的区别。那么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性和忠实于个人的真实性之间必然各有得失。哪种更好呢？是否真正需要真实性呢？对于这个涉及审美评价的问题，基维指出：“音乐表演中的历史真实性运动给了我们一种聆听音乐作品的新的有益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和个人真实性犹如两股丝线，它们完全可以完美地交织在一起，形成美丽的织品。”[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