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与毁灭：维利里奥的事故博物馆

在题为《原初事故》的重要著作中，维利里奥考察了技术艺术批评家如何利用“意外事件的威胁”（2007a：3）来反对艺术与文化被降为当代文明中瞬时技术的计算过程。

维利里奥指出，事故与速度可以被理解成或描述为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其中速度始终先于事故。相应地，对维利里奥而言，速度通常包含于事故当中。这一观点与他在《极惯性》中对传输事故与速度之间关联的细致考察相似，对此我们在第三章进行了介绍。维利里奥把二者合并起来一同视为独特的当代特征，把它们描绘为与现有文明相对立的东西。在《原初事故》中，他把两个特征统一起来的过程集中在它们如何与轨迹性事件的时间性相关联，而他之所以能够考察与时间的有界性和轨迹性事件的这种关联，是因为他通过“敞开首个事故博物馆的大门”，通过承担其“对子孙后代的根本责任”而拒绝了“面对汹涌而来的意外事件和灾难性事件的无力感”（pp.4-7）。

在《原初事故》的关键两章“谨慎”与“事故博物馆”中，维利里奥阐明了每一章题目中的概念在他的媒介理论与实践中所处的位置。他在不可预知的、灾难性的轨迹性事件的威胁下仍保持着对无助感的拒绝，这源自他试图颠覆将我们置于事故影响之下的习惯性倾向的努力（p.4）。因此，以“谨慎”一章为例可以看出，他在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博物馆学或博物馆志：从最平淡到最悲惨，从自然灾害到工业与科技灾难……它终于能够向我们展示事故的发生。”关于技术艺术批评家的任务，维利里奥的观点是他们必须能够拒绝他们自己和我们对突发的、毁灭性的轨迹性事件的屈从，并在此基础上开放首个事故博物馆。他认为，之所以要开放事故博物馆，是因为已经是时候建立一个“博物馆，来展示突发之事，展示由灾难、工业或其他方面的不幸事件构成的科学与技术的‘间接产物’”。他宣称，技术科学导致了最具灾难性的事故，如今我们迫切需要扭转那种将我们暴露于这些事故的影响之下的倾向。因此，维利里奥坚持认为当前的体验揭示的是我们必须“强力启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包含着暴露——展示——事故这一现代进步的主要谜团”。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子孙后代的根本责任”这一概念。那么，技术艺术批判并非仅仅把事故当作是现代日常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而简单接受，相反，尽管轨迹性事件有着令人迷惑的和灾难性的外表，技术艺术批判仍然包含了放弃我们的无防备状态，进而“暴露事故的存在及其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复发频率”。“这一点”，他断言道，是“他在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展览（2003b）及其公开宣称的目的”之“全部意义所在”。在承担起对子孙后代的根本责任方面，维利里奥主张排练未来的事故博物馆，如他在“谨慎”一章中所主张的，这意味着所有展出，以及他自己未来的批判性工作，都“首先致力于采取一种反对的立场，它针对的是伦理与美学地标的崩塌，那种我们如今作为受害者而非行为者经常见到的意义的丧失”。

维利里奥在对技术事故与速度的美学批判中发展出他关于开放事故博物馆和承担起对子孙后代的根本责任的想法，他指出，事故批评者有义务开放事故博物馆，并用它“作为对比来应对主要媒介渠道令我们每日深陷其中的所有类型的暴行”（2007a：8），它可以说类似于一个“恐怖经历博物馆”。无论是媒介还是其他任何人似乎都不了解，其实今天的事故先于甚至伴随着更大的悲剧升级而发生。因此，从维利里奥关于开放事故博物馆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技术艺术批评家将属于轨迹性事件的事故带入阐释性话语当中，通过博物馆学研究，事故被暴露出来，并且与受到当代灾难惊吓的公众一道，其模糊表现及其产生的先前不为人知的痛苦也被仔细剖析。对于研究事故的当代媒介理论家或技术艺术批评家而言，这意味着被评价的轨迹性事件本身具有某种澄清功能而非一团糊涂。然而，在吸收轨迹性事件本身的话语时，维利里奥同时还坚持与任何形式的怨恨保留一种批判性距离。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是维利里奥对后现代文明的分析，他发现了不可预知事件方面的问题，并在暴露此类事件之后，声称他已发现并谴责了对于重大风险的漫不经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事故展览及其宣言：向美学判断致敬。此外，如恐怖体验博物馆一样，维利里奥认为，通过揭露当前“情报”的严重缺陷，他让我们得以重新获得“预防性情报”。因此，维利里奥指出，事故的批判性研究之所以适合当前的形势，是因为通过发现当代文明对公众的恐怖威胁，它提出了一种应对日益具体化的文化困境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了一种对未来的不同描述，不同于为了战争而武装和训练出来的反乌托邦未来。换言之，它假设了即将到来的“飞入未知领域”的现代技术超越的全面毁灭。(www.xing528.com)

对维利里奥而言，速度批判应当专注于他自己提出的对子孙后代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一要求与开放首家事故博物馆有着一致的目的，可以被视为未来导向的批判性任务，并且因其不受意义丧失观的指导，从而直言反对道德与美学地标的倒塌。这样的要求意味着对于轨迹性事件的分析应当保持对意义的接受，而非已经被一开始就极度无意义的虚无主义常规话语（例如对美学判断或品位的贬损）所引领。因此，“受害者”的“无意义状态”从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因为轨迹性事件尚未从它的“行为者”的角度被阐明过。更准确地说，轨迹性事件引入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与回应。因而，维利里奥认为，承担对子孙后代的根本责任与避免“整体性事故（integral accident）的全球特征”相关联，这种事故“能够通过连锁反应整合许许多多事故与灾难”（2007a：24）。所以，速度批评者的任务不仅在于“澄清”整体性事故的轨迹性事件，而应更乐于关注事件的主要行为者（金融科学家、后现代技术人员、当代进步鼓吹者），并在“通过灾难实验室，即技术进步事故博物馆，建构、栖居、思考”的基础上“立刻”对其做出回应。维利里奥对这一过程的主要示例是“基因工程继核工程之后在当前所预示的所有知识中的事故，即全面的哲学事故”。

因此，在已然被基因工程、核工程以及现代技术超越话语所控制的文化中，技术艺术批评家的工作就是揭示轨迹性事件的内在趋势。例如，对于“超音速民航客机的发明”的各种相关话语所掩盖的“坠机事件”而言，技术艺术批评家的任务是把二者都揭露出来进行研究（p.5）。这种研究非常关键：批评的工作是要暴露轨迹性事件产生的震惊，而同时并不通过传统技术科学知识角度的描述来隐瞒核泄漏等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作为技术艺术批评家，我们承担对子孙后代的根本责任的努力必须专注于事故和我们自己的未来导向的批判性工作。因为不管诸如“科学革命”或“意识形态解放”等表面上无可指责的、“进步的”观念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对于轨迹性事件的无意义状态，并不存在简单快捷的解决办法，诚实是更好的选择（p.25）。维利里奥通过对进步、广播、电影新闻片，尤其是电视带来的混乱的关注，总结了这一过程。因此，与承担对子孙后代的根本责任的行为一样，事故博物馆象征着我们自己的未来导向的批判性工作。以速度批判的方式评价轨迹性事件，会让它们永远保留追加意义审视与反思的可能，而非任由其丧失了意义并因此升级“飞入未知领域”的现代技术超越。对事故博物馆的揭示看上去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媒介批评中得到最好的演示。电影乃是“一组镜头滚动过时暴露自己的时间”，它并不会因为我们观看电影这一事实而变成任何别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观看电视的行为能够摆脱电视跨越国界、无所不在的速度，或摆脱电视对我们眼前展开的历史的毁灭性影响。揭示事故博物馆总是会为在电视机这种事故博物馆之上的栖居和在感知世界中的栖居产生出额外的和多样的历史思想与感受。

每一种事故博物馆分析都有其独特的关注点、争议点和影响，并会因此释放电影和电视视觉文化方面非典型的而又有意义的观念的潜在可能性。电影和电视并没有清晰严格的含义，尽管这是技术艺术批评家一直渴望找到的东西。相反，电影和电视包含了大量的模拟意义、当前的数码意义、感知印象、节奏推断，以及引发时间性探询、电视视觉争论和瞬时方面观点的轨迹性事件。在启用各种承担对子孙后代的根本责任的方法的同时，事故博物馆话语让我们能够对任何电影视觉艺术或加速的电视影像加以阐释。因此，对维利里奥而言，考察事故博物馆话语及它和我们所处的文化，也就是揭示轨迹性事件、视听速度以及电视观众，并对他们都进行技术艺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