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里奥：艺术、技术、文化和媒介

维利里奥之所以转向对艺术研究的批判性方法的研究，主要源于他对当代技术与文化结构的研究和他对现代技术超越的批判。他认为，技术艺术的媒介理论家或批评家本人不能把自己置身于艺术、技术与文化的困境之外。没有人能够用“上帝之眼”来审视这些困境，或是用中性的术语，从极其准确的后现代视角，来描述艺术、技术与文化话语，并将其他所有媒介文本、美学语境以及轨迹性技术与文化事件系统化为宏大的哲学架构。每一群人或每一个“大众化的”个体都作为“技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Shaw，2008），其主导性的艺术、技术和文化话语形成了我们观察自己文明的方式。这也是为何艺术、技术和文化并非是附加在一个既定大众化个体之上的表述或物体，而是影响我们并使我们成为大众化个体的东西。此外，无论对于当前的后现代艺术、技术和文化，还是很久以前的艺术、技术和文化，这都是准确的描述。在最近题为“谨慎”的一章里，维利里奥认为21世纪技术文化时代中的艺术描述是一种“促进艺术虐待、美学自残自杀”的努力（2007a：8）。大众化的个体的形成源自他们相互间如何理解艺术当中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如对美学痛苦的鼓励。大众化个体并非有意采取这种共有的审美意识，相反，是此类美学知识决定着我们自我想象的精神，并提供他们与自我毁灭相交的基本结构，这就是维利里奥对于21世纪的艺术与技术文化的刻画。所以说，当代艺术、技术、文化并不是对完美平衡的技术文化关系的（引起或值得同情意义上的）“可悲”发现或解释，也并非仅仅作为大众化个体经验的补充而存在，或仅仅解释人们如何不加批判地区分世俗艺术与神圣艺术等问题。维利里奥提出的是另一种观点：当前的艺术、技术、文化是一种联结方式，事实恰恰是，无论我们是否把它们看作或正式承认它们在支持美国艺术家乔伊·加内特称为创意苦难的“末世崇高”，它们都会发生（Armitage and Garnett，2011：59-78），并被转变为艺术毁容和自我毁灭等艺术形式的逻辑。

对于艺术、技术、文化的这一洞见贯穿于维利里奥的所有著作中，并在他对于传统的技术系统化类型的反思当中有着最为明晰的阐释，对此我们在第一章有过介绍。在维利里奥对第一位女性——夏娃的论述中，我们相对更容易理解夏娃对后来“技术媒介”成就的预见如何产生了她所扮演的技术文化角色或“后勤角色”，在其中夏娃及后来者对技术、性别特征及诱惑关系的态度与她的配偶亚当在这些方面的态度相关联。女性的出现与撒旦相关联，撒旦在《圣经》中化身为她的引诱者，她的存在中的重要轨迹性事件都与对男性的引诱相关。从这一点来看，夏娃启动人类繁衍循环与技术循环这一行为建构出了集体文化，在这一集体文化之中，她的角色得以成长。(www.xing528.com)

然而，在事故频发的当代文明中，技术文化中后勤角色的概念有着更大的挑战性。在“谨慎”一章中，维利里奥指出，当艺术、技术与文化屈从于“灾难事件的逐渐扩散”，这种扩散“不仅影响着当前现实，而且使子孙后代产生焦虑和痛苦”（2007a：3），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逐渐在加速。事故是技术灾难与机器剧变向人类个体性和日常生活领域内的缓慢推进，在前几章对《消失美学》《战争与电影》《视觉机器》《恐慌城市》的考察中我们应当可以辨认出这种构想。在所有这些文本中，维利里奥探索和质询了事故用以联结艺术、技术和文化的方法，他找出了我们的经验在当代发生的变化的后果，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大众化个体的生存被贬低为仅仅是后现代系统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系统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对20世纪进步的宣传”（Virilio and Armitage，2009：107）。他写作的目的以及他集中关注“已然发生之事”和时间加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对抗习俗、道德、艺术、政治和国家意识全都要用速度来衡量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