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像循环与情感同步：维利里奥的媒介论

维利里奥认为，媒介事件并不仅是诸多视觉分神话语中的一种。相反，全球电视网关于如何制造单一影像的集体化幻觉和电视的工具性影像循环的每一个决定都产生并包含着媒介事件。这些选择发生于始终存在着的各种视觉分神话语的范围之内，并因此与单一影像的集体化幻觉及其目标一起和特定视觉分神话语的逻辑紧密相连。维利里奥指出，自从2001年9月11日以来，由于“媒体关于暴力行为的报道到处扩散”（2007a：20），视觉分神话语一直将其集体化幻觉和单一影像的模式通过电视的工具性影像循环强加于我们的感知。这种暴力就是恐慌城市，因为分神话语和“性质各异的重罪的积累，一点一点地让人们感到所有的保护都和世贸大厦同时坍塌了”。每一次特定的集体幻觉被制作成单一影像，所有其他潜在的集体化影像，那些全球电视网运作下的视觉分神话语所不支持的影像，都被无情地压制了。尽管总会有许多潜在的集体化影像和许多种反应的可能，但实际发生的并且越来越多地发生的唯有单一影像的幻觉。这使得每一个集体幻觉和每一个单一影像扭曲为一种“戏剧性展现”，它“在电视观众中间制造出一种并行的恐惧，一种立体的焦虑”，视觉分神话语以之升级人们对于“公共安全”的担心，“对带来‘视听’不安全感的影像的恐惧进一步加强了此类担心，导致了对国内恐惧的突然强调，其目的在于强化集体性痛苦。”这种警报、公众焦虑、恐怖、恐慌、痛苦并非没有后果。一旦决定诉诸此种“缺席人群的无声呼喊”，全球化的并且日益军事化的电视网必须精确选择一个电视的工具性影像循环，用以击退所有其他潜在的“民间的”集体影像，并令其观众“全部在同一时刻坐在屏幕前凝视灾难，呆若木鸡”（ibid.）。

这一戏剧性的展现，并行的恐惧，或立体焦虑，与电视的工具性影像循环和单一影像的集体化幻觉相关联，构成了理解恐慌城市中媒介事件的起点。事实上，随着电视的工具性影像循环出现的正是媒介事件这一概念：

对于事件、事故或袭击的突如其来的立体视觉渲染，完全意味着新型悲剧的诞生，不仅是视听上的，而且是双眼并用的和立体声的，在其中，同步情感的实时视角导致了良知对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一“显著的恐怖主义”的顺服，进一步加强了媒介的权威。（Virilio，2007a：21）

每一个单一影像的集体化幻觉都是一次媒介事件，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电视网使用某一灾难或城市袭击案的单一影像的集体化幻觉的决定。在每一个单一影像的集体化幻觉中，其他所有集体影像在视听上的可能性都被排斥或压制，而不是以双眼并用、立体声和同步情感的实时视角为基础的集体影像则不可能出现。(www.xing528.com)

因此，在其最为重要的层面上，关于顺从的良知、恐怖主义、感知以及媒介事件的力量的问题普遍存在：所有大众或个人决定、行动、事变或媒介化文本，都与某种方式和媒介事件的权威相关联，因为它与恐慌城市密不可分。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此种媒介事件的投入可能显得无关紧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电视的单一工具性影像循环的后果可以通过灾难与暴行在世界范围内突然出现和消失从而引发生活与文化的改变。

根据维利里奥的观点（pp.20-21），媒介理论家的任务是揭示出现恐慌城市和某些事情被掩盖的各种不确定的时刻，并发现当前不可见但却被强加于所有人的东西：面对令我们完全着迷的、无止境重复的恐惧影像，我们的责任包含了揭示恐慌城市的存在本身，并宣布就是在这里。在电视的工具性影像循环的时代，“在单个人的威胁与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间，未来已被决定”。这不是一个“民主必须像孤独的独裁者所做的那样保护自己不陷入停滞”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恐慌城市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这一恐慌城市依赖于以实时通信为基础，其逻辑适用于如今的公众屏幕的视觉分神话语——决定着“人民的行动”视觉分神话语（p.19）。相反，我们的责任包含着断言或宣布在恐慌城市的现实中存在的一连串枯燥冗长的影像，它们构成了一种“礼拜仪式，循环重播的灾难和剧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要么是某种解救神（deus ex machina^[3]），要么是宣布恐怖到来并因此谴责人类命运的可憎的先知”，除此之外，我们的责任还包含着寻求新的语言来帮助我们躲避电视的工具性影像循环的独裁。他指出，这就是技术艺术批评家的作用：抵消电视，抵消“上亿人在同一时刻”观看“同一事件”、抵消各种媒介事件的是另一种恐慌城市的出现，“它所包含的戏剧性表演，一如我们不久前在剧场里看到的一样”（pp.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