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城市中的电视影像循环：维利里奥的媒介论

维利里奥的《恐慌城市》与《归零地》（Ground Zero，2002b）极为相似，《归零地》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后人类（posthuman）的“进步”这一破坏性力量，以及自杀式行为、反乌托邦和所有威胁的后“9·11”时期中的后现代道德规范，而《恐慌城市》重新拾起并扩展了《归零地》这一早期著作中的若干概念，但它对于恐怖平衡、景观、城市、媒介事件的理论分析超越了《归零地》。

《恐慌城市》中与书同名的那一章（2005b：85-112）一开始给出了一系列类似上一节中的例证，它们确立了维利里奥所说的“恐惧”发生的瞬间：“歌德写过，‘当恐惧抓住了我，我便虚构出一个形象’。如今人们无需自己虚构这样的心理图象，电视能立刻提供工具性的影像。”（p.85）这一段引文进一步发展了维利里奥在《事件景观》中关于电视军事化趋势的假说，其中举例说明了暴行适于电视直播的特点，从这一观点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形象不断得到加强，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影像的感召力量之下，恐惧开始浮现。如果我们通过全面禁止媒体报道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屠杀等各类事件来防止电视的军事化，我们会越来越不了解当代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加强其煽动性力量，我们必然会败给电视瞬间提供给我们的工具性影像。

因为我们无法阻止大规模屠杀者利用大众传媒的作用及力量最大限度地胁迫全球公共舆论，我们陷入了维利里奥所说的“恐慌城市，它比任何城市混乱方面的理论都更清晰地表明，20世纪最大的灾难一直是城市这一当代进步灾难的大都会”（p.90）。1993年世贸大厦爆炸案后及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厦倒塌后的纽约，萨达姆·侯赛因垮台后的巴格达，联结这两者的是同一种恐慌城市，在当代城市的逻辑系统中，恐惧令它们分隔而无法与其他城市重新统一。电视的军事化也因此在其他都市继续筑墙，城市及其周边农村的人们则陷入封锁与孤立、空降威胁与战争威胁的逻辑之中。这时如果我们暂时回顾一下《消失美学》中的范畴则不难看出，电视的军事化再次展示了 “飞入未知领域”的现代技术超越升级，它在我们的主要城市聚居区内发挥作用。事实上，在《恐慌城市》一书中，技术超越升级的脚步“永无止歇”。军事化了的电视除了名字以外，其他地方和交战地带并无二致，它不仅帮助恐惧控制了恐慌城市，而且比任何关于大都市混乱状态的假说都更鲜明地指出城市始终是20世纪和21世纪最大的灾难。根据维利里奥的观点，恐慌城市的标志就是当前作为“进步”失败之地的大都市。他在书中强调了恐惧元素的作用和不断强化的恐怖主义影像，并指出，这“是真正的‘事故博物馆’，就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巨型都市、终极人类的中心地带”（p.90）。恐怖暴行适于电视直播的特性逐渐成型于“不再有具体发生场所的元城市（METACITY）”，又在军事化电视的感召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地得到加强，同时，恐惧与战争逻辑控制着恐慌城市，它“如今也不再像曾经的国家首都那样有着完全地理意义上的场所”。(www.xing528.com)

恐慌城市不仅与战争和城市恐惧有关，在维利里奥的描述中，它尤其还与技术假体一再重复的状态相关联，在这样的状态下，“影像循环已成为当代各种灾难的标记”（p.85）。在恐慌城市中，时时刻刻都充满着对于恐怖主义影像的诱惑性力量的不懈强调，形成了技术假体型影像的循环流动，在这里，“骇人影像的循环在观众中产生被围困的心理状态，加速了城市-世界环线上卫星的不停运转”。因此维利里奥的恐慌城市概念揭示了一个“强烈精神错乱”的场所，在这里，军事化电视包围并影响着所有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对于恐怖主义影像感召权威的持续加强变成了恐惧。此外，他断言，这些恐慌城市远远要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更为普遍。在《事件景观》一书的描述中，当大众传播工具将其军事化的逻辑、价值观强加于我们，更为重要的是，将它们的“标志性特征强加于我们”，与我们“争夺确定何谓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力并阻止我们保持自己的情感和自主认识恐惧的方式，便是恐慌城市出现的时候。我们唯一意识到的，就是自从2001年9月11日以来，军事化电视已经囚禁了我们所有的情感与恐惧。

恐慌城市是维利里奥在这一著作中的媒介事件研究和技术假体哲学研究的起点，他认为，媒介理论的目的必须是努力以批判性方式“嗅出积累中的危险”，因为观众如今已是经常性地受制于“单一影像的集体幻觉，循环放映恐怖主义全景的视觉剧场的影响”（p.86）。为了深入考察恐慌城市对媒介理论的影响，他提出了比《消失美学》和《事件景观》中使用的基于技术假体的理论更为复杂、更为有力的媒介技术理论；我把这一新的理论称为电视的工具性影像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