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变异：《事件景观》与《维利里奥论媒介》的关联

在《事件景观》一书中，维利里奥审视了他的哲学思想在媒介和城市方面的内涵，并从现代技术超越升级的视角描述了电视的作用。

在《疯狂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一文中，维利里奥用最明确的方式阐明了他对时间和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的构想：

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是后冷战时期的第一次，无论袭击者是谁，它都开启了新的恐怖主义时代，完全不同于爱尔兰或英格兰经常发生的爆炸。（2000c：18）

各种恐怖袭击是事件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们质疑后冷战时期的秩序，破坏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化，并向现状开战。维利里奥认为，此种质疑和破坏仍然与电视的问题相关联。他指出，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包含了也产生于他所说的“恐怖主义新时代”（ibid.）。它不同于“恐怖主义旧时代”，恐怖主义旧时代属于核威慑时代，在恐怖平衡的时期或领域内运作：它找到并描绘了一种类似轻微政治罪的东西；例如，核威慑时代的“小恐怖主义”象征着与“‘毁灭性武器’（如原子弹）和阻碍性武器’（如碉堡）的传统霸权”相关的局面，也就是说，矛与盾的决斗（p.21）。恐怖主义的新时代是另一种攻击的一部分：它不仅改变了一种局势，而且要摧毁它。这方面的例子包括1993年想要炸毁世贸大厦的计划，或1993年3月13日的孟买证券交易市场爆炸案，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单纯想要改变世界真实面貌的明显努力，但却存在着创造其必要条件的努力：完全的毁灭。如果说旧时代的恐怖主义试图改变世界，新时代的恐怖主义则试图毁灭世界。对维利里奥而言，新旧恐怖主义时代的区别构成了对媒介事件、特别是对电视进行理论分析的起点。

维利里奥认为，当我们在思考恐怖主义新旧时代时必须要把城市景观考虑进去，在这方面，他自己的著作就有论述，如本章所示，他建立起了媒介事件和城市内部、策略性事件和军事命令转变之间的关联。在他的媒介理论中，这一关系被称为“恐怖主义的变异”（Virilio，2000c：18）。

维利里奥指出，基于媒介与事件的机构，例如联合国，的确忽视了这一变异，或者在应对恐怖主义新时代时，仍然使用同样的原则重建国际仲裁或冷战时期的审判方式（很自然，这些来自“战争罪”的始作俑者本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恐怖主义行径”没有受到严厉的制裁，这些机构会让人感到无助，并且“对无辜的受害者、特别是给民主造成巨大的破坏”（p.19）。他认为，有两种方式让后现代媒介事件有此后果，而这两种方式都类似于《消失美学》中描绘的“飞入未知领域”的当代技术超越升级。(www.xing528.com)

第一种突出新旧恐怖主义时代区别的方式，根据军事命令的升级方式，以策略性事件为中心看待恐怖主义新时代。这种方式始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或更确切地说，始于1990—1991年海湾战争所开启的新的战争时代（参见Virilio，2002a）。在这一媒介事件和恐怖平衡时期终结后的新战争时代的概念之下，在各种墙坍塌和西方战争政策重新强化的时代，从美国外交政策不确定性的骇人升级的基础上产生出了这一时代自己的电视类型。电视变成了骇人升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相应发展出来的西方战争观念则包含了城市范围内的特定灾难类型。西方制定的战争政策乃是恐怖平衡时期终结的产物，它在一系列新的“安保”声明中详细描述了如何让生活“安全”的理论。这样一来，事件景观也就根植于这样的主张：即使西方的战争政策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性，（譬如）美国总统仍然应该被赋予执行这一政策的能力。这里的困难在于，这种令人恐惧的升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电视转播后的驱动，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军事干预主义，它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决议之外建立地缘政治体系，并决定我们必须如何生活。具体的例子包括从“人道主义”假定出发来确立海湾战争合法性的西方政策，或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从特定哲学思想衍生出的军事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外交和完全复苏的新殖民主义及军事行动所能实现的目标有着明确的看法。然而，假如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没有任何顾忌，并准备使用一切军事手段，“那么明天他在联合国的对头们就会变得和他一样”（Virilio，2000a：81）。或者，如果像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所说的那样，科索沃战争“是新型的战争，它既关乎领土，也关乎价值观”，那么他“现在已经不再重视战争的物理条件”（Virilo，2000b：2）。因此，西方的这种战争政策不仅是冷酷的新殖民主义，也是不道德的、大一统的、有传染性的特征，西方战争政策的骇人升级是预先给定的，从伊拉克、科索沃到英国和美国，人民开始遵循其“军事人道主义”（Chomsky，1999），也就是说，接受了从日常生活向日常战争的转变。

第二种在媒介，特别是电视方面产生出问题的策略性事件的形式与恐怖主义升级、“飞入未知领域”或维利里奥所说的“不平衡时代”（2000c：19）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在这一阐释中，电视开始和1993年世贸大厦受到的历史性袭击等事件联系在一起。维利里奥认为，1993年的世贸大厦事件标志着最近一个不平衡时代的开始。在这种范式下，恐怖主义新时代不是由国家的军事干预政策所驱动，而是被各个大都市中的人们所“栖居”着：例如，电视上展示的各类恐怖犯罪行为加剧了我们的恐惧，我们因此习惯并开始信任，或至少接受了恐怖威胁和恐惧心理下的生活方式（Svendsen，2008）。这就是在事件基础上的西方战争政策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只要我们还与它关联、适应它、相信它先发制人的原则、支持它未来导向的“反恐政策”，等等，我们就需要确保它的成功。但是，维利里奥指出，以大众传媒为基础，这种范式也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导致无能为力的感觉。如他所言，毫无抵抗力的状态是很明显的，因为西方政策逐渐控制了电视并不断地呈现战争场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拒绝或批判美国军事频道的设立，例如，它“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出战争、武器和炸药方面的纪录片与电视连续剧”（Virilio，2000c：20），对我们自身和民主都有着难以想象的伤害力。因此可以说，电视与1993年世贸大厦受到的标志性袭击之间的关联，使得这一重要的袭击事件成为电视进一步军事化的跳板。自然，那些陷入西方的战争制造政策中，但又不赞同其原则和战争频道原则的人们，或许会出于良知表达他们的异议，但绝不会被军事化的电视所承认。我们只需要看看西方军事政策和原则支持下所拍摄的无数战争纪录片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例如，在里程碑式的英国系列纪录片《二战全史》（The World at War，1973）中，没有一集是关于“二战”期间因良知而抗拒服兵役的事例，在《南北战争》（The American Civil War，2006）等系列纪录片中，因良知而抗拒服兵役的人完全缺失。在这两个例子中，西方特定的战争制造政策原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电视进一步军事化了，而那些不认同这些原则的人们，例如因良知而拒服兵役者，则完全被压制了。

维利里奥指出，随着消失美学时代中当代技术超越的升级，策略性事件与不平衡时期的这两种范式获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并且，它们在电视的进一步军事化方面的潜力也更加明显。与此相对，维利里奥提出我们应当避免把电视简化为一种骇人的升级，或简化为在高楼大厦的屏幕上展示著名的大屠杀（基本上是那些标志着最近一个不平衡时期开端的军事袭击）。维利里奥认为，恐怖主义新时代，连同其全部技术假体，无法简化为旧的恐怖主义时代，这意味着电视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制作战争相关节目，也不是服从那些战争和战争节目制造者们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关于“新近的武器系统革命”的意识，以及意识到它们“既是定量的也是定性的变异”（2000c：21）。因此，如海湾战争的例子所示，维利里奥的电视观的基础是“‘传播武器’的战略性出现”。因此，在事件景观中，今天的战争和杀戮与“毁灭性武器’或‘阻碍性武器’的传统霸权”无关，相反，按照“陆、海、空三种军事战线的存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种战线的逐渐建立：信息力量的战线”（2000c：21）。对维利里奥而言，“国际恐怖主义”是“无法脱离这一媒介战线而存在的，并且，恐怖主义袭击之所以有了意义和政治价值，完全是因为始终受其支配的电视直播宣传的存在”，这一点是认识电视的基础。电视军事化的发生有赖于“此类恐怖主义暴行适合电视直播的特点，这一特点又不断强化它们唤起人们情感的力量”（ibid.）。当然，苏联和意大利阻止了这一点，因为两国全面禁止媒体报道恐怖主义屠杀。由此可见，了解电视也就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军队间的大规模战争正在让位于利用大众传媒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影响全球公共舆论的大规模屠杀。

这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但是维利里奥这一视角的影响是广泛而多层面的，并促使我们关注媒介事件方面的一个新构想，《事件景观》一书对这一新的构想有所介绍，但更为系统的阐发则是来自《恐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