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控制论：统计型影像、极惯性和事故的扩散

在对抗万能遥控空间时代中日益加快的信息流通方面，维利里奥指出了问题的两个根本原因，即统计型影像和极惯性，二者如果不加约束的话，都会以“目前决定着所有交易”的“实时内爆”的方式摧毁万能遥控空间（2000a：78）。它们并非两种全然不同的计算机驱动形式或灾难形式，更简单地说，极惯性是统计型影像的结果，它进一步加剧了后者对于万能遥控空间存在本身的挑战。在其他著作中，维利里奥还指出，“情报方面的战略需要”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纯粹统计意义上的信息观得以发展的主要催化剂”（1995：135），这导致“一种社会政治控制论的逐步扩散，它不仅倾向于消除所有的弱者，而且还倾向于消除人类工作中的自由意志成分，推行所谓的‘交互式用户友好性’”。社会政治控制论的扩散这一观点在维利里奥对于视觉技术的思考中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人们忽视。鉴于此观点在他关于统计型影像和极惯性的主张中的核心地位，理解这一观点所涉及的问题也就至关重要，而维利里奥对社会政治控制论的阐述是沿着他自己对事故的讨论展开的。

维利里奥关于事故的哲学思考源自亚里士多德（1998：150），然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随着视觉技术的发展，事故成了讨论和辩论的话题。对维利里奥而言，事故的各种核心要素和征兆都可以在人类登月的后现代理论特征中找到。在《极惯性》一书中，他区分了两种视觉的、时空的、加速的、技术科学体验的两种形式即“事故中的事故”和“传输事故”（2000a：75-76），二者都是人们接触到某一特定时间的诞生时发生的事件（无论是一种欲望、观察、现场发生的事件或是原始时间的产生）。事故中的事故是某一个事故，具有绝对的单一性，它是时间诞生本身的另一个称呼，如维利里奥所言：“似乎无处不在的观察欲望——在现场看到，为什么不呢？——原始时间的产生，比任何关于时间的‘发明’的哲学话语都更好地表现了普世科学的权力意志。”（p.75）而在传输事故中，事件或许更加复杂，因为这时候人们既被速度的极度暴力冲昏，也意识到，在这一特定时间诞生之后，自己事实上哪儿都去不了：“我们只不过是抛弃了生活而选择了高速下的虚空。”（p.76）

维利里奥认为，传输事故中的事件发生时刻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当人们面对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股票自动报价或程序控制交易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把这一现象称为“大爆炸”，它引发了全球化经济的到来。维利里奥指出，鉴于此类实时系统内爆的发生，如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以及2016年5月6日美国公司股票的“闪电暴跌”或股市崩溃之后近乎瞬间的反弹（Crosthwaite，2011：177-199），我们对于程序化交易和类似的控制论结构的持续信心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此类实时系统的内爆“目前决定着所有交易，而计算机驱动下的1987（以及2010）年的崩溃只是其他经济灾难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Virilio，2000a：78）。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实时系统的内爆表明，我们多半没有承认自己对“智能”用品的依赖，但这种依赖越来越多地导致一系列“贸易和社会传播领域内的突发性中断”。那么，导致传输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社会政治控制论的扩散；但是在这种事件当中，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信息流动越快，“对所有交易的控制就越强并趋向于变成绝对控制”。因此，维利里奥对于传输事故的构想来自他对社会政治控制扩散的思考。

维利里奥发明了传输事故的概念，来阐释各种视觉机器，从电脑到手机，会怎样摧毁甚至是其他更成熟的视觉技术，并取代我们的自然环境。而视觉机器的统计型影像，有能力缓慢但有效地拓展社会政治控制论，也就是说，消除人类劳动中的自主性成分，推进所谓的“交互式用户友好性”。

在传输事故型事件（它们的实时系统内爆、它们对所有交易的制约以及它们作为警告标志的功能）发生之后，它有两种方式可以分别展示当前社会政治控制论的扩散，其一是维利里奥所说的“统计型影像”，其二是“极惯性”。这一区分是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别的根源，维利里奥对其描述的出发点是“统计学的创新作用”及其影像“对控制论统治理论的微调”（1995：136），以及极惯性相关的越来越“脆弱的人类‘自我意识’”（2000a：78）。因此，统计型影像的传输事故也就与控制论统治方面的事件相关联：模拟摄影和电影等旧有的视觉技术无法充分地反映这个世界，导致事件越来越军事化；根据诺伯特·维诺（Norbert Wiener）的观点，维利里奥提醒我们注意“军事传播复合体”的危险（1995：136）。反之，通过极度的焦虑感，极惯性的传输事故在视觉技术可能出现停滞或崩溃时起作用：新的移动逻辑可能会缓慢地停止，并由此产生对于新型时间性和静止状态的广泛恐惧。维利里奥认为，这种对危险的强烈预感“揭示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过度紧张状态”，因为每个人“都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万能遥控空间的“停止”或“崩溃结构”，这必将影响并挑战视觉机器，其本身暗示着“由于速度和他们（日益‘变弱的’）直接行为的景深的缩小”而产生新“行为惯性”的可能性，也表明在体验和思考媒介化世界方面存在着多种残缺方式（2000a：78）。例如，那些“聪明”的、“酷”的、然而不知何故相互隔绝的个体，他们“以客体为导向”但却让“主体迷失方向”，我们难道不是每天见证着手机引发的面对面的碰撞吗？

维利里奥用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清晰地说明统计型影像和极惯性之间的差别，他指出，二者都涉及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控制论的增强与扩散。遵循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思路（1990），他把各种统计上的趋势归于统计型影像一边，并认为，这些统计的结果“常常被人们当作事实来对待，以至于它们本身成为一种势力，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势力”（1995：148）。维利里奥关于各种统计行为的假说（p.150）也就是关于统计这一动态力量的思考的概括；当然在他的构想中，我们看似透明的世界，事实上乃是“一个隐蔽发动机的产品”，即视觉机器的统计型影像。因而，目前对视觉机器“当前时间”唯一的正确描述只能是“分次降临的实时，其本身只是一种历史演变的一般性统计数字的结果”，我们目前的“现实世界”始终不过是一个人工合成的幻象。举例来说，维利里奥认为，作为我们“生活的当下”的网络空间“不过是一部活电影”（p.151）。简而言之，“传输革命”如今已准备好了要扩展社会政治控制论，它所使用的方法是所有大都市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机动化。例如，手机帮助实现了网络空间化的“城市位移”，让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日益变得“不适合居住”，因为人的物理移动变得电影化了，变成一种高科技的“障碍赛跑”，在其中他只能作为对手、至多也只是作为竞争者而存在，并且是“你只会遇到一次的人”（Virilio，2010a：98）。因此，由于手机和具有社会政治性的“计算机马达的数字影像”迅速发展，“感知信仰”在当前“正在被虚拟生成器（virtuality generator）所滥用”。维利里奥认为，这使得统计型影像及其行为成为一种控制论统治：它为社会政治控制论的扩散提供了条件，使其可以作为计算速度的增强策略加以应用，而同时，“Quattrocento^[3]画家们的实在空间视角”由于“Novocento^[4]的计算机专家”的存在而继续被实时视角所取代。(www.xing528.com)

与此相对，维利里奥（1997：9-21；2000a：82-86；2010a：578-564）提出了瞬时“远程行为（teleaction）”中的极惯性问题。维利里奥提出，远程行为“让我们再次关注传统上与无界之邦（atopia）和乌托邦（utopia）”^[5]相关联的哲学与政治问题（1997：10），它进一步推进的不仅是社会政治控制论，还有“已经被称为遥控之境（teleopia）的场所，以及所有与其相关联的矛盾”。他既使用了大量的矛盾修辞（比如“远距离会面”），也利用了“远程在场”中的矛盾问题。事实上，他指出，今天的“技术崇拜者们”似乎一点儿都不在意“各种实时技术……正在把‘当下的’时间与此时此地隔离开来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消除”，因为各种实验的对象都是“替换性的别处，它与我们在世界上的‘具体在场’不再有任何关系，而是一种属于别处的‘互不相关的远程在场’，它始终保持着完全神秘的面目”（pp.10-11）。也就是说，远程行为中的传输事故不仅是实时视角等计算速度的增强策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同时，在此地和别处的，远程在场”的问题（p.10）。维利里奥对于“实-时”“时-空”或“事件”等概念的使用，以及他对场所和网络空间方面公认观念和新观念所具有的破坏性倾向的批判，都在挑战我们关于场所应该是什么的假设，并反复削弱我们今天进入网络空间这一“远程空间技术的非场所”（the noplace of teletopical techniques）^[6]的渴望。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关于“人机界面”的“场所”感一直是让我们困惑的东西，即使这种困惑时常呈现出令人着迷的感官环境和令人振奋的技术景观，即互联网和手机屏幕。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这一技术景观有朝一日引导我们提出日常时空和技术行为方面的关键问题。

维利里奥思考“远程行为”的结果是他对与视觉机器相关联的极惯性最为明晰的阐释之一：

当前传输方面的革命导致了终极媒介的革新：静止不动的视听媒介，标志着发送者/接收者行为性极惯性的出现，它把我们从备受赞美的产生了电影投影光学幻觉的视网膜持久性转移到了此类“终端人”的身体持久性。（1997：11）

也就是说，维利里奥认为，与当前传输革命的视觉机器相关联的极惯性，通过社会政治控制论的扩散摧毁了传统的视听媒介和视觉技术，而社会政治控制论不仅是计算速度的增强策略，它也是统计行为和统计型影像，或者说，是摧毁习以为常的移动或行为方式的力量。视觉机器的极惯性是“终端人”的身体持久性；它粉碎了逻辑，削弱了发送者/接收者所习惯的类别，并重新引出了“什么是技术化视觉？”和“什么是光学幻觉？”等问题。

因此，如果说维利里奥在《视觉机器》一书中的目的在于揭示视觉技术的本质，那么在《极惯性》中维利里奥则有着不同的思考，他在《极惯性》中提出，视觉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有能力迷惑、破坏和挑战我们关于位移的假定。他指出，当代计算机和手机的极惯性，通常会抹杀生命体伦理重新聚焦的所有努力，这一力量挑战的甚至是历史悠久的模拟视觉技术，它使得数字视觉机器在维利里奥的思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维利里奥从根本上反对社会政治控制论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