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利里奥对万能遥控空间的论述

按照以上这些思路，维利里奥为我们描绘了极惯性，例如，它可以是我们在手机上的“失明了的”视觉行为，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我们“如今不仅在同样的时间里看到同样的东西”，而且通过实时传播和实时信息“共同做出反应”，这像是“很多对话者”的“情感‘融合’”，是在一种“条件反射”的作用下“忘乎所以”的“情感‘融合’”（2010a：7）。维利里奥分析的焦点在于“能够做任何事情、听到任何事情、看到任何事情的移动电话，实际上摧毁了从现代时期开始就存在于欧洲的移动与传输的概念”，尽管它的名字中有着移动的字样。维利里奥（pp.45，81）主张，手机和互联网一样，不仅把“外部世界的所有危险”都带入内部，进入“每一个人的家里”，而且还通过视频电话会议等方式把这些危险带到“他们的手掌上”。事实上，维利里奥认为，“移动电话的发展”实际上预示了人们将会穿上“智能服装，那些未来的‘电子紧身衣’（electronic straight jacket）”^[2]，而智能穿戴又是“万能遥控器”的先驱（p.88）。“在此类被遥控的存在中”，维利里奥写道：

个体将在他们行动轨迹中的每一刻和每一点上，被保持在联系状态，以至于他们不再有任何空闲时间来做长时间的反省。这是因为曾经的直接感觉日益被外包出去，明天这一模式将垄断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将在自己的思想情感、最私密的情绪中突然变得集体化，那时我们不再有笃定的情感，而只能跌跌撞撞蹒跚而行，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时，我们将会在新流行的合作形式下（在网上）漫游；一群曾经孤立无援的乌合之众，如今陷入了20世纪的末日先知所预言的一致主义的癫狂之中。

维利里奥认为他关于人类登月的哲学思考实际上意味着同时引入了超现代性的“速度狂”（dromomaniac）和“环境逃兵”（p.97）概念，并且，与超现代性的速度狂和环境逃兵一样，登月事件还让我们首次了解到了超现代性中的速度沉迷。维利里奥这里指的是登月事件开启了超现代性毫无戒备地参与“星际移民的巨大突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惯于久坐的人类因为有了手机，如今在任何时候都有了宾至如归的感受，无论是在高速列车还是在超音速飞机上，都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同时，这也引入了与行人相关的主题，一位低头使用手机的步行者“偏离了路线，并因其‘穿行移动能力’而导致事故风险，看上去就像是处在醉酒状态中一样”；这样的行为无意间让一个“普通行人”自发地变成了“具有某些标志性神经疾病的残疾人的编舞者”。此外，“他们并不满足于将视线范围内的一切排除其路线之外”，维利里奥写道，“如今使用移动可视电话的行人忙着专注于视听联系中的对话者，几乎连自己眼前的东西都看不清”：

面对此类不大可能成功的电话行为，当然我们已经想到，这一新的“人体技术”会很快产生……这类受到热情欢迎的移动姿势以及缺乏连贯和平衡的走路方式来与之匹配……(www.xing528.com)

因此，他不再熟悉自己走过的区域……结果就是这个孤独的行人，最终有一天，他会完全忽视自己周围的生活，忽视他漫步走过的近在咫尺的一切，而变得完全沉浸在一个可视听的“遥远世界”的集体化想象之中，这将满足他破坏掉一切实际经历的期望。（2010a：98）

维利里奥关于城市中手机与极惯性的重叠有着复杂的论述，为了对其进行更好的阐释，需要深入考察他对于万能遥控空间、统计型影像和极惯性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