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里奥：统计型影像对极惯性时代的影响

在回应视觉机器的出现以及失明的视觉的产生时，维利里奥指出，我们不可能“谈论视听技术的发展而不提及虚拟影像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者不提新的视觉工业化现象与合成感知的实际市场的增长”（1994b：59），这一视角开启了关于“其中所有伦理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在《视觉机器》中，他就试图通过研究视觉机器的矛盾逻辑来揭示视觉技术的“本质”，这些视觉技术包括虚拟影像、视觉工业化以及人工合成感知，而他所使用的方法，则是被主张技术“框架”论的现代哲学家们通过20世纪初反复的类似研究证明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方法[其中最接近成功的例子，大约要数海德格尔（Heidegger，1978：307-342）]。最能说明这一启示的复杂性的例子是维利里奥关于1969年7月21日人类登月的当代哲学意义的思考。

当然，维利里奥在《视觉机器》之后继续发展他的伦理思想时，事实上已开始质疑视觉技术是否真的能够揭示自身的本质，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对这些技术的矛盾逻辑的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真的可行？然而，他在《极惯性》中指出，这些问题可以被纳入一个新的框架中来思考，也就是说，不再根据对自身的本质或矛盾逻辑的揭示，而是根据它们与阿波罗11号在月球着陆的关系来思考这些视觉机器（2007a：72）。维利里奥认为，视觉机器不仅揭示了影像的诸多特征，而且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登月发生的“那一瞬间”，“海拔变成了纯粹的距离”。因此，对维利里奥而言，登月意味着“存在着另一个地面或基础，一个位于我们上方的地面”，而“看月亮”如今变成了“和从岸边看一个岛屿相同的事情”。但是，他还指出，这一“看”的代价是“天空被抹去”以及意外浮现的“面向广阔空间的阳台风景”，这时候，“外太空的界限突然变成了满天星斗下的海岸”。这里维利里奥把真空、外太空界限、“弃用”等概念与“被称为地球的天体”关联起来，从此以后相比于分隔两个天体的时间和空间，地球则不那么令人感兴趣了。尽管如此，对维利里奥而言，关于看的本质、天空、真空等的转变，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记住：视觉机器还揭示了另外一种外部界限，即科学的外部边界，因为科学已经“变得如此的技术化”，以至于让如今的哲学家都“无法理解”（p.73）。

可是，维利里奥现在不再从揭示本质与矛盾逻辑的角度来讨论视觉机器，而是强调登月这一事件，它与奥斯维辛、广岛和长崎一道，构成了无意识或无良知状态下日益普遍的技术科学“恶果”的一部分（p.74）。他认真考察了视觉机器的潜能，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一旦“人类到达了月球的土壤”，我们的世界就会遭受“延伸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已建立起来的世界时间的衰退”。在他的理解中，这一世界时间也就是人类的心理时间。的确，对维利里奥而言，视觉机器的意义在于它们打乱我们与人类心理建构性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问题。(www.xing528.com)

在《极惯性》及其他著作中（Virilio，1995：133-156；1997：9-21；2010a：51-74），维利里奥区分了三种视觉和技术文化场所：万能遥控空间，统计型影像，极惯性。在其他关于极惯性的论争中，类似的观点也勾勒出视觉和社会技术发展的路线。例如，德勒兹主张，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或者说，处于监狱系统中，其特点是“试图寻找替代‘监禁’的方法，至少是对轻微过失者的监禁，以及用电子标识跟踪系统迫使违法者在特定时段待在家里”（Deleuze，1995：182）。德勒兹的方法是把万能遥控空间描述为20世纪末最为重要的社会形式，在诸如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1968）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表现。类似地，代码、密码、信息、样本以及数据等统计型影像对于德勒兹来说也是万能遥控空间的关键元素。极惯性则是新近的视觉和社会技术发展，它拓展了统计型影像存在的前提，并且，我们知道，它主要见于维利里奥的著作之中，用德勒兹的说法，维利里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分析那些似乎任意流动、超速运行的控制形式，这些新的形式取代了在各类封闭系统的时间尺度下起作用的旧有的规训方式”（Deleuze，1995：178）。

尽管德勒兹区分三种视觉与技术文化场所的方法在监狱系统等个案中是有用的，这却不是维利里奥在《极惯性》中所做的区分。在这个方面，他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视觉和技术文化图景，表现为万能遥控空间、统计型影像和极惯性共存于当前的视觉和技术生产时期。相应地，《极惯性》也和《消失美学》形成对照，后者以霍华德·休斯为例把极惯性描述为拉斯维加斯沙漠客栈（Desert Inn）中死尸般的固定状态，而前者则是关于各种视觉技术对我们的位移感产生的影响。维利里奥认为统计型影像驱动着当代视觉机器，并已成为极惯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样理解的话，极惯性并不等同于统计型影像，而是它的结果，在整个当代文化与社会中这一结果正在无休止地升级和扩大。因此，极惯性在20世纪的现代性之下并没有完全地显现，而是在21世纪的“超现代性”（Lipovetsky，2005）中不可抗拒地蔓延开来。简而言之，极惯性时代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是统计型影像带来转变的结果。根据维利里奥的阐释，由于统计型影像自身无休止地“改善”与“进步”的努力，它处于无止境的骚动与发展状态中。维利里奥认为，在对抗并摧毁现存视觉观点和技术类别的超现代性的困惑中，极惯性近乎是一种军事力量（Virilio，2010a：51-74）。此外，它还催生出新颖但完全破坏性的思维模式与失明的视觉，进一步揭示了那些占主导地位的超现代主题，如“持续改进”，或他所说的“关于进步的宣传”（Virilio and Armitage，2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