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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里奥论媒介:消失美学与感知后勤

时间:2023-1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维利里奥指出,这一理解的基础必须是准确评价在功能上与电影、后勤和升级相关的各种移动能力的后果。维利里奥把这些作为感知后勤的移动能力置于战争、武器和人眼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相互关系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这也是空军开始培养其武装哲学的时候。维利里奥认为,这一转移恰恰表明了这些电影导演“本人不过是被战争所挟持控制”。

维利里奥论媒介:消失美学与感知后勤

维利里奥反对鲍德里亚的假说,他主张,尽管存在着现代技术超越的升级,重要的是要尽力保持电影方面的思考与写作。与鲍德里亚不同,维利里奥不建议转向对现代技术超越的模拟客体的后现代分析,因而也不赞成思考电影这种现代技术超越的可能性本身已被消除的观点。事实上,对维利里奥来说,技术艺术评论家所要做的并不是凭空变出某种新的技术超越来接续“飞入未知领域”的技术超越,而是要反复审视那些产生当代冲突、后现代文化和民族情绪的移动能力,通过它们发现我们对于感知武器的沉迷和我们想要超越现存感知武器的持续努力。

为了继续讨论现代技术超越升级后的电影,维利里奥再一次转向他自己的媒介理论。这时,在对电影和空中战争的阐释中,他坚持认为,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而非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互不关联的移动能力。然而,他同时也创造出一种“高速的”(dromoscopic)或加速的阐释,来应对处于现代技术超越中心的电影化移动或军事升级。这样一来,与鲍德里亚的以电影和媒介为中心的超现实及其对于未曾发生的后现代海湾战争的理解相比,他对于电影和空中战争的阐释有着不同的语境。维利里奥之所以能够主张电影和空中战争相互依存而又不会让它成为现代技术超越,是因为他区分了实际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与技术上的革命性概念,前者关乎直接表征的明显的“古老”模式,而后者则扮演着空中侦察的角色,属于包含了即刻或“实时”信息的间接视觉模式或消失模式。换言之,维利里奥认为,在电影与空中战争、移动与升级等概念创造出的体系里,有特定的生理对象,如我们的身体,常常被遗忘,而它们的“痕迹”则被大量新的移动能力所利用,如振动传感器相机、根据温度辨认物体的热像图,等等。简而言之,当时间延迟在实时中消失,实时本身打破了技术的限制而变得电影化。因此,维利里奥思考电影和空中战争的目的在于探讨军事信息为解释过去和未来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以及人类活动,其热量和光,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作为特定的移动能力被推算和升级。

维利里奥坚持认为,离开了电影与空中战争之升级的概念,我们在这个领域内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没有方向的努力,例如,涉及在轰炸机的翼梢或起落架上安装探照灯的讨论。他认为,电影、空中战争和移动能力之间的关联要求我们必须意识到技术、年代学、电影艺术、军事武器、战争、速度、动力化和军队火力等相结合所产生的问题(1989:19)。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辩明电影和空中战争中的各种移动能力之间的关系,留给我们的就只有它们的行动对我们自身、武器、人类感知、审美形式以及创造力所产生的似乎是颠覆性的影响。

维利里奥在《电影不是我在看,而是我在飞》一章中试图解释这种“技术混合”时指出,重要的是不要仅仅讨论电影或空中战争。事实上,正如他在《沙漠屏幕:光速战争》(Desert Screen:War at the Speed of light)中指出过的,战争始终“与感知现象相关联”(2002a:45)。也就是说,对维利里奥而言,电影和空中化战争关乎感知性的同时又是军事化的表征,或者说,关乎美学的军事化。和他在现代技术超越方面的立场不同,他在电影和空中化战争方面的立场涉及的是技术混合与间接视觉问题的升级,因为对他而言,它们为日益军事化的技术超越创造了直接动力。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的是“飞行员的手不自觉地按下相机快门和他用手中的武器开火是同一个动作”(1989:20;也可参见2002a:54),以及这一事实的后果。维利里奥指出,这一理解的基础必须是准确评价在功能上与电影、后勤和升级相关的各种移动能力的后果。

维利里奥把这些作为感知后勤的移动能力置于战争、武器和人眼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相互关系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这也是空军开始培养其武装哲学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移动能力的关键之处并不是它们与战争、军事武器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人眼之间的个体关系,而是它们合在一起与“空间连续性的电影化的、暴力的中断”(1989:20)之间的关系。因为战争、武器和人眼之间日益强化的相互依存“不折不扣地爆炸式地摧毁了旧有的视觉同质性,取而代之的是感知领域内的异质性”,如他在《欺骗策略》(Strategy of Cheat)中写道:“感知后勤在各个方面战胜了以某一特定方面为目标的武器后勤。”(2000b:24)在此类移动能力中作为一种后勤、一种升级的需要而存在的,并非是个体的、军事化的、武器化的或人类的视觉行为本身,而是它们一同在那些直接参与艺术和政治的人们当中产生的各种“爆炸”隐喻。那些“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电影导演毫无间断地从战场转入新闻纪录片或宣传性故事片制作再转入‘艺术片’制作”,这一事实展示了这些电影导演的“军事化视角”的重要性(1989:20)。维利里奥认为,这一转移恰恰表明了这些电影导演“本人不过是被战争所挟持控制”。这也是为何对这些经过战争锤炼的战士们而言,战争、武器和人眼的融合就相当于一种后勤保障,“他们认为自己和空军飞行员一样成为某种技术精英的一部分”。这种“他们的艺术之最终特权”不仅为电影导演们展示了“军事技术的应用”,而且还向他们展示了如何把此类移动能力作为创新性技术特效和景观提供给公众,或者借用他的话,这“延续了战争对于形式的破坏”。(www.xing528.com)

维利里奥的阐释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把电影和空中化战争作为相互依存的事物来思考,而不是把它们描绘成具有诱惑性的现代技术超越。唯一可以推断出的结论是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升级,他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出征部队提供的空中侦察行动”来支持这一主张,这些侦察行动以照片的形式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战争信息,以至于“照片不再作为互不相连的片段而存在”(pp.20-21)。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照片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图像流动,完全符合这一首次重大军事—工业冲突的统计倾向”(p.21)。然而,维利里奥对于摄影及电影升级的描述拒绝设置一个可以从中推导出“电影和/或战争的终结”的电影/军事发展模式,他同时也质疑使用任何单一的视角或方法来处理电影或军事事件,我们的全部理解只能说存在着摄影及电影的升级,战争是其核心部分,而且,必须反对现行的美学军事化。这并不是鲍德里亚的电影和消失美学,它比鲍德里亚关于电影与技术、现实与历史方面的后现代哲学理论的构想要更为坚实。

因此,维利里奥关于战争、武器和人眼三者关系的阐释,以及他关于感知后勤的阐释,既让军方的批评者们作出回应,而同时又避免了为这些回应预先设置其必须采取的形式。对感知后勤的回应或批判中,有一种思路可能会聚焦《电影不是我在看,而是我在飞》所描述的“总体上的解释狂热”,这种狂热是对于电影这种间接的、非逻辑感知形式的疏离感所强加给我们的(p.21)。在这种情况下,维利里奥对于感知后勤的关注主要是关于升级和战争对电影导演的挟持控制,感知后勤也因此包含着军事化组织与框架的升级,并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将自己呈现为全球性的组织与框架。事实上,在维利里奥看来,此类军事感知后勤的结果就是组织电影和空中战争的不断发展的高强度方式不再受到质疑,并且它们会继续演化成为新的感知后勤类型。最近的一种此类创新当然是“电子感光式感知后勤”,其代表产品就是那种“没有飞行员的飞机”,即“空中侦察无人机”,机上“只配备了简易摄像机”(2002:107)。

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电影与空中化战争作为绘画风格与后勤的混合体,曾经是,现在仍是极为矛盾的电影军事系统。即便如此,在“二战”期间,经过这些体系编码后的信息还是得以进入盟军轰炸机的驾驶员稳压座舱。也就是说,感知后勤需要轰炸机的驾驶员座舱才能“变成隔断感知世界的人工合成器”(Virilio,1989:24),后来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也是如此。但是,至少在整个“二战”期间,军事技术导致的人的隔绝有着极为严重和长远的影响,以至于盟军的轰炸机指挥部在“飞行编队冒险飞过欧洲”的时候,需要在“在飞机外部画上色彩鲜艳的卡通英雄人物或充满情感回忆的巨幅海报招贴画作伪装,以便减轻这些危险飞行带来的感觉”。维利里奥写道,“在战地通信系统(CB systerm)里”,“嗓音甜美的女性播音员不仅起着为机组人员进行无线电导航的作用,还通过玩笑、分享个人秘密甚至播放爱情歌曲模糊破坏性景象,从而帮助他们完成飞行任务”。如同《沙漠屏幕》和《欺骗策略》一样,维利里奥在《战争与电影》中强调的仍然是如下内容:轰炸机的人工合成器是感知后勤所需要的东西,它识别出超越的新技术矢量,还有电影与用之不竭的各种传播技术和具有诱惑性的人类声音之间的新的融合,其中每一种都为不同的军事技术和空中可能性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如此一来,感知后勤似乎就是人类当前的“使命”,它不仅包含了失神症,而且还包含了女播音员用笑话、私密故事以及爱情歌曲所试图避免的影像的模糊及最终爆发。因此,感知后勤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和当代的知觉,它的要求是升级的,同时也是准确的视听效果的复制。本身就是感知后勤基础的各种移动能力被用来“缓和”核爆炸或其他爆炸对我们的冲击,然而感知后勤却代表着它们存在的真相,例如,“影片《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结尾用薇拉·琳恩(Vera Lynn)演唱的《我们会再见》(We'll Meet Again)来淡化一系列核爆炸的影响”,这时候,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就极为精确地复制了此种视听效果。因此,技术艺术批评家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对这些感知后勤做出解释,就像我们试图去理解像《奇爱博士》这样的每个人都看过很多遍的电影。对这样的解读而言,没有既定的规律能事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感知后勤都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任何解释是结论性的。相反,各种阐释应当不断地从敏锐的现实意识中获得启发并乐于接纳此种意识,这些阐释应当直接触及日益扩散的战争影像的越来越统一的核心,并认识到,在感知后勤之后,“除了任务执行完成的依次状态的记录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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