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美学：技术假体的崛起和失神症的危险

说到这里，究竟什么是消失美学呢？维利里奥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技术假体在全球的迅速增长，19世纪以来摄影、电影技术的加速发展和“飞入未知领域”的现代技术超越的升级。他在《消失美学》（2009a：109-121）的最后一章中指出，不可抗拒的技术超越规划与预期，不但没有被终止或被忽略，反而一直处于强化和加速之中，这一点我会在第二章加以讨论，并集中阐释维利里奥对电影、战争和感知后勤的研究。但是在《消失美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代文化中，技术假体已然成为失神症、超自然形象以及人类想象的强大动力。维利里奥认为，存在着一种“技术上的唐璜综合征”，而同时，“对机器的操纵恢复了对具有后勤功能的配偶的操纵”，在这两个问题中，摄影、电影以及各种后现代美学的阈下影像机器全都以系统逻辑的最大化与速度功能的运作为基础（pp.109-110）。这种对于加速的强烈渴望处于技术假体的核心，因此，超自然形象和当代人类想象的目标就在于电影视觉表达的创作与消费、前所未有的强度和速度下电影使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种摄影机特效的优化。

维利里奥认为，在以运动为中心的现代技术超越中，技术假体不可避免的蔓延，将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并以此强化和加速了传统的文化联系。在女性、嗜兽癖与交通工具的耦合吸引力之外，“到另一边去”，即“飞入未知领域”的技术超越的目标，日益具有它在前现代时期所不具备的普遍吸引力，这永久地改变了当代文化中失神症的特征和地位。

这一转化不仅影响超自然形象和人类想象，还会影响大众个人主义本身。在日益遵循同一个技术超越的大量技术假体所构成的环境中，我们的“个性”或“通灵（parapsychology）”变得越来越“电子化”：在技术假体的扩散过程中，我们仿佛被插了电（p.53）。文化纽带因而逐渐变得更加人为化，实现文化联系的是看上去不同的、越来越多的，实则是相似的、越来越少的装置，塑造它们的是无数遵循着相似逻辑的技术假体。随着现代技术超越的不断强化与加速，后现代文化中明显存在着很大程度上一体化了的大众个人主义，在这一大众个人主义构成的节点上，作为文化关系聚集起来的各种相关机器和美学符号得以强化和加速。维利里奥在《消失美学》中总结了这一转型过程，他在书中指出，当代文化的“主要理念”在于“从整体上，但尤其要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对各种感官范畴提出质疑，以便获取大众化感官效果”。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维利里奥关于日益加速的文化和同时升级的现代型“到另一边去”所带来的变化、社会、大众个人主义等方面的断言，有几种反应可以想见。例如，根据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geler，2010：171-180）的理解，现代技术超越是“远程统治”（telecracy）的任务，或是“现场交流的即时性和政治根据公共舆论做出的刚好及时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变成了听众”（p.172）。然而他却主张利用同样加速的传播技术来限制现代技术超越和促进民主目标的实现，并认为这是“创造新的社会纽带和公民和平的唯一可能的方法”（p.177）。他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唯有通过新的技术社会（techno-social）协会、组织和运动努力实现真正的民主来应对现代技术超越引发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崩溃”。

与斯蒂格勒相反，维利里奥的目标在于站在美学的立场质疑现代技术超越。例如，维利里奥主张，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认识到，女性革命抛开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与“束身衣”而“飞入未知领域”，这一认识为通过“技术诱惑”的解放实现“女性解放”这一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提供了一种军事化和加速前进的基础（2009a：101）。从20世纪开始，女性可以“打破体育纪录”或“驾驶高速机器”，飞机或汽车的驾驶座成为她们“新的束身衣骨架”。因此，维利里奥断言，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技术假体的日益加强与加速，从而揭示技术假体的全球化趋势。鉴于技术假体与大众个人主义相关联，维利里奥指出，在当代文化中，各种以阈下影像为基础的技术假体之间越来越相似，它们涵盖的范围越狭窄，这种文化就会变得越封闭和贫乏。消失美学时代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危险就是失神症降级为一种单一的技术，加速是它唯一的原则。在维利里奥的理解中，各种复杂的机器构成了技术假体，并把我们拉入它们当中，把我们的行为变成自动化的过程，并根据技术特效和速度轨迹来决定失神症的价值与意义。在维利里奥看来，技术假体的巨大危险在于它们有能力将我们置于其加速、革新、军事化和动员体系中，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适应各种视觉技术，也就是说，让自己消失。由于大众个人主义对机器及其特效的拥护和珍惜，以人为中心的失神症，即没有技术特效的失神症，也同样面临消失的可能。(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消失美学的时代也是所有问题都保持开放状态的时代（Virilio，2009b：54）。显然，维利里奥并非要提出一个新的、或者是后现代的技术超越来代替飞入未知领域的现代技术超越，因为在他看来，技术假体是包含了自身升级手段的复杂机器。他坚持认为，对于“到另一边去”的目标而言，斯蒂格勒等关于民主和技术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人类身体对于各种视觉技术的加速适应如今被视为时髦且值得称赞的。因此，斯蒂格勒的批评者应避免斯蒂格勒一类的哲学家试图通过新的技术社会组织来振兴民主的做法，而是要获得新的观念与“到另一边去”的批判实践，例如，此种实践必须特别关注我们对虚拟现实中的所谓“现实”的技术性“虚无”进行批判的能力，因为这种技术性虚无事实上把一切事物降至速度原则的层面（Virilio，2009a：119）。此外，一旦现代技术超越变成“技术的最高目标”，留给我们的就只剩下有限的、日益相似的技术假体。相应地，美学的批判性实践的目标必须是批判那种通过打破“陆上速度纪录”等行为来实现“到另一边去”的做法，因为他认为，这种做法把“环境与客体在运动中的形式之间的相互反应看作是原始的”。

作为这种批判实践的典型代表，维利里奥阐释了现代空气动力学和陆上速度纪录的创新有可能通过释放更新、更快的技术假体改变时间性特征和失神症特征。这些变化的一个例子是1965年陆上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克雷格·布里德勒夫（Craig Breedlove）在字面意义上发掘出的“不再完整同一的时间”（ibid.）。在这里，如布里德洛夫所言，“人们只不过是存在”于“地球之上然而又不在任何地方的时间”之中，因为现在留给人们的只剩下和“愉悦与超速”相关的“高速公路”（ibid.）。因此，汽车给布里德洛夫的陶醉把一种新的技术假体（对世界的安抚和有效摧毁）引入了摄影和电影话语，并改变了它们描述世界的方式。

维利里奥指出，这种空气动力学的、加速了的、摄影的、电影的探索用近乎魔法的方式创造出阈下影像范式，这些影像利用了速度的全部逻辑与表现，却是以消除时间和空间为自身的起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某种“地方志”（ibid.）。在维利里奥的描述中，“地方志”是“帝国筑路狂潮的特点”，它有别于“地理”或是地区的“简单规划”。通过这一概念，维利里奥发现技术假体通常会强制消除人类的自然感受，特别是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自然感受。在19和20世纪的火车与汽车革命中可以看到，现有的技术假体能升级自身的逻辑，或者引入自身的新版本。这样就可以不断地演化出新的技术假体。例如，随着火车或是布里德勒夫式超级跑车的出现，流畅与超速的逻辑和摄影电影研究不得不做出改变以应对这些转变，从而瓦解了之前“共同的空间和时间观念”（p.120）。因此，维利里奥主张，失神症技术始终处在升级过程之中（pp.119-120）。当然，最重要的是，此种“地方志”首先要假定一种美学现实，其通过新的空间化和时间化的生活方式，既升级了我们对于“文化创新”的渴望，也升级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p.120）。无论是为了理解铁路和公路而重新对时间做出的阐释，还是建立“网络日程”新逻辑的各种计划，都揭示了这种美学的存在，它扩展了我们“复杂的内部联系”并因此开辟技术假体、摄影和电影等方面的研究和文化发展的新领域。在维利里奥的媒介理论中，这种升级我们文化创新能力的美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并在他的媒介著作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本书后续章节中，它将和感知后勤、视觉机器、恐慌城市以及事故博物馆的概念相关联。然而，对维利里奥而言，这一升级美学不仅仅是“飞入未知领域”的现代技术超越或是技术假体全球化——那样的一套失神症技术，还是一种升级了的美学，它对美学提问——对批判实践的升级——保持开放的态度。因此，后面章节的目的在于思考维利里奥“启示性的”而非“革命性的”的媒介理论与批判实践如何定位和构想这种升级了的消失美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