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里奥探讨技术假体、影像与个人主义

维利里奥认为，失神症的发展包含了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摄影与电影的进步对文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霍华德·休斯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超自然的形象、把可见的变得不可见，不仅仅和摄影或电影发明本身的问题相关，还与“廉价戏法”、美学以及人类想象等方面的问题有关。总的来说，这意味着超自然形象的完善影响着文化中诸多的领域。这一状况导致了失神症发展中的第二个特点，即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失神症在文化中起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它们有时可以划分为有益的或准确的一类，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分析。

在《消失美学》中，维利里奥指出，摄影与电影并未表现出失神症的全部；这两者始终只是作为更广义的“技术既成事实”^[3]（2009a：51）的特定表现而勉强存在。他认为，摄影、电影和失神症方面的话语实际上是关于技术既成事实的话语，此种话语“脱离了文化上的先入之见”并“渴望成为世界的隐喻”。可以考虑一下，“技术”的概念是如何越来越和美学研究联系在一起，或者当前无数理论话语如何被技术有效地殖民化的，例如，媒介史研究对过去的电影技术的关注与日俱增，新媒体研究越来越多地思考人类视觉的技术化，最后，文化地理学越来越多地思考各种各样的城市构造和技术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同样，摄影或电影的影像是通过描述人类世界的各类技术得以传播的。因此，为了展示和证明自己的摄影或电影作品的价值，摄影家和电影摄影师被迫将他们曾经想象中的影像转化为能够展示他们劳动成果的技术形式。维利里奥因此认为，技术可以说是人类意识与文化的“革命”，它意图用“人造状态”取代人类个体的表达、态度和抱负。

自然，不同话语所引出的各种技术遵循各自不同的逻辑，在某一文化中构成失神症（摄影与电影、美学、科学，等等）的各种话语都展示了关于“辅助”影像或“阈下”影像的各种逻辑系列。维利里奥在《消失美学》中暗示，这些各不相同的话语都与技术上的“阈下舒适假体”相关（2009a：71）。这个概念在本书后面的论述中简称为“技术假体”。

维利里奥指出，技术假体的逻辑与电子工业的“进步”和有效的或“智能的”神经外科麻醉有关，它通过对观众植入追求阈下舒适的需要而起作用（p.57）。这意味着诸如计算机或电影屏幕等特定技术假体遵循的是人为的逻辑，并且被我们在文化上的先入之见所决定。因此，必须把每一次人眼、计算机屏幕、电影摄影机的协同工作理解为通过技术假体强行消除人类天生情感的努力（p.67）。所以，计算机屏幕的逻辑是投射的逻辑，也就是技术假体的“加速行进”的逻辑，这种加速行进，“我们甚至不再能意识到”（p.71）。维利里奥认为，屏幕技术的逻辑的任何变化都会改变技术假体投射的特点。相应地，所有技术假体都试图消除人类的自然感官，也就是说，要遵循技术假体自己的逻辑。然而，这也意味着技术假体本身也容易因为其他技术假体的影响或者因为人类本能感觉的消除而被修改。(www.xing528.com)

维利里奥在这方面的观点是文化纽带受到技术假体的介入和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来自旅行的加速，在“虚假的时光”（ibid.），乘坐电影院一类的视听“交通工具”，加速行进。人类文化的结构就是由它内部所产生的各种影像和逻辑所组成，后者决定着某些特定的、人类固有的感觉是否应该被消除或改造。不同种类的技术假体遵循不同的逻辑，而不同的文化则有着不同的艺术、科学和阈下影像。作为所谓的“个体”，我们生活在这种文化中，其基础是永无止歇的技术假体的更替，这些技术假体的不同逻辑决定着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变成什么。然而，维利里奥指出，当代的“个体”并不构成特别明智理性的群体，因为他们只是“一种大众感官效果”（p.53），是为他们的感官提供的大众传媒文化的结果。换言之，从一开始，后现代“个体”就注定要成为技术既成事实的目标，即围绕着他们的无数技术假体的目标，并且不可避免地按照这些技术既成事实来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p.51）。

文化中的失神症系统展示了维利里奥在所有著作中提到的“大众个人主义”的轨迹，即具有明显模拟性的人格、思想和渴望的个体。但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此种大众个人主义？如何理解它的文化和它的失神症构造、它的各种技术假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文化选择哪种重要的和独特的方式来把影响它们的技术假体系统化？对于这些问题，维利里奥的回答是：技术既成事实和技术假体的组织结构是由技术超越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