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神症美学及其对后现代艺术的影响

从一开始，维利里奥就认为，自19世纪以来摄影与电影的进步不仅影响着人们认识失神症的方式，还影响着失神症本身的状况。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能用相机更好地捕捉光线或者制造出诸如暗室、镜头以及今天的数字影像等技术工具，还在于这些摄影和电影的变化正在改变我们使用和习得失神症的方式，因为身体与摄影机的结合已经改变了我们获得、分类、存储和使用视觉的方式。因此，在维利里奥所谓的消失美学中，失神症本身也已改变。

维利里奥的研究表明失神症已然成为一系列的技术假体，它们是不断成熟而最终日益衰退的人眼的非自然补充或替代，也成为当代文化中艺术的基础。因此，通过各种技术假体投射的光形成的失神症成为产生后现代艺术感知或美学表征的关键。当然，根据维利里奥的说法，和几乎无人看到或发现的癫痫病发作类似，失神症的发生分裂为两种最极端情况——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已然是一种重要的大众体验了。维利里奥认为，在全球当代艺术与美学领域，失神症已经成为一种梦境般地清醒或半意识的存在，他称之为“醒与梦的矛盾状态[瞬间清醒]”^[1]（2009a：24-25）。最具电影效果的技术也就是那些失神手段最多的技术：它们有着最好的消失技术、最先进的摄影、最发达的特效，以及把最强的光线分配给那些处于半梦半醒者的电影化加速方法、能力与资源。如果说时长与显现的美学问题曾经是古代文化的主导问题，那么今天，失神症和消失方面的美学问题是世界范围内梦与醒的矛盾状态的主导问题。当各种视觉技术影像即将接管以人为中心的失神症，正如摄影和“摄像机”征用了从前与绘画和雕塑相关联的木头、帆布和大理石等材料，维利里奥预言了一个时代的到来（p.25；也可参见Virilio and Armitage，2001：33）。

维利里奥认为，各类电影技术一直在加强它们在艺术和美学领域内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在我们日益以失神症为基础的文化中最主要的技术。当失神症本身变成了一系列的技术假体，诸如“特技摄影”等特效取代了绘画和雕塑成为重要的艺术或美学制品，凸显了维利里奥所说的“超自然”之物或不可见之物。这些特效产生了大量的超自然现象，利用人类的想象变出不可能之物，制造失神症并随后用它来组装“最廉价的戏法”；而这一切，用早期法国电影导演乔治·梅里爱（George Méliès）的话说，“有着重大的影响”，例如把一个影像转变为另一个影像的“停机替换手法”（stop trick）^[2]就是其中一例（Virilio，2009a：25-26）。维利里奥在这方面的观点极具前瞻性，其涉及的内容在一些理论家看来是最近二三十年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那些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实面貌的技术特效的影响。毫无疑问，人眼的功能越来越多地由电影技术所代行，其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摄影机的“力量，打破了各个拍摄瞬间的有条不紊的序列，重新粘连排序，由此消除了时间延续中的所有间断”，这一状况的危险在于它将导致大众化同步失效和大众失神症的灾难，或者说全球性的断电（p.26）。（关于此种演化的历史阐释，可以参见Cubitt，2001或Friedberg，2006。）(www.xing528.com)

对于这些事件，维利里奥给出的关键例证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亿万富翁、电影大亨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1905—1976）。休斯在47岁时归隐，直到去世，使得一度可见的他成为不可见的人，维利里奥引用新闻记者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的话指出，其原因在于休斯变成了“无法忍受被看的人”（2009a：34）。然而，在休斯的想象中，不存在金钱或电影方面成功的渴望，相反，他用自己的财富“买下了暗室中的彻底隐居”，房间中除了电影屏幕、放映机和遥控器以外别无他物（pp.34-36）。创造此类电影特效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美国这些设备价格低廉，唾手可得。然而休斯让曾经的可见变成不可见的行为是在捍卫他对于自身超自然形象的力量的承诺，对于广告的承诺，以及对于其本身作为一种特效不断发展的承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了技术假体或特效的正是著名的失神症偶像、休斯本人，他对于公众的持续挑逗维持着公众对他的信仰。休斯放弃了手表，他自称是“时间的主人”，因此我们认为他是在寻求无所不能的失神症，或者试图在“生命游戏”中“获胜”，他的方法是制造出“自己的个人时间印记和天文时间印记之间的对立，以便掌控已然发生的事和立即完成即将发生的事”（pp.34-35）。休斯借助不可能之物的努力始终没有成功，也就是说，这位“技术修道士”（p.37）在其特效、非自然补充物和廉价戏法之中孤独地死去。然而，电影技术能够驱使休斯选择消失直至去世，也就是说，让一度可见的变为不可见的，能够对人类的想象造成严重的混乱或破坏，这说明了不可能之物与失神症的魔法已在何种程度上统治了我们的文化。

这个例子还揭示了摄影、电影技术、失神症与各种消失文化并没有截然分开，因而失神症状况在当前发生的变化表明人类文化、认知和感知的特质正在发生变化，维利里奥的《消失美学》中关于“我们所见的世界”及其“消逝”一章所讨论的正是这一文化上的变化。失神症与文化的转型塑造了消失美学在后现代时期的状态，在研究此类转型时，维利里奥的方法论包含了技术性“阈下舒适假体”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