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思想的激进调整与新分析方法

在《纯粹战争》（Pure War）一书中，维利里奥用平实的语言描述了他的媒介理论家（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技术艺术评论家”）角色：“每当有人说：‘我不太明白你在做什么。’我都这样答复：‘我来告诉你，我是一个技术艺术评论家。’明白了吗？就是这样。如果他们还不清楚，我就说：‘想想艺术评论家与传统艺术的关系，然后用技术替换传统艺术，你就知道我做什么了。’就这么简单。”在其他场合，维利里奥告诉人们，作为“战争婴儿”，他身上带有事故和灾难以及突发巨变的深深烙印，并提到他在索邦大学听过莫里斯·梅洛-庞蒂、让·瓦尔（Jean Wahl）和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vitch）的课（Virilio and Armitage，2001：16-18）。维利里奥于1932年出生于巴黎，然而，促使他最终成为法国媒介理论家的，是他参与的城市设计、对文化的军事化问题的研究，以及经历了“二战”期间纳粹占领法国后对地域控制的研究，这样的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写作。在1958年，他开始了对“大西洋防线（the Atlantic Wall）”的长期研究。所谓的“大西洋防线”，指的是纳粹在“二战”期间沿整个法国海岸线修筑的15000个军事堡垒，其目的在于抵御盟军的海上攻势。在某种程度上，他试图理解、改进和运用著名瑞士建筑家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6）晚年的思想。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了简练地表达勒·科布西耶的观点，维利里奥在建筑上摒弃了自己早先主张的、也是科布西耶仍在积极推广的富于理性的平板玻璃和金属设计，转而采取一种全新的、反理性的、积极的雕塑风格。事实最终证明，这一新风格的影响毫不逊色。因此，按照科布西耶的说法，现代建筑师的任务就是建造像他所设计的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 at Marseille，1947—1952）那样的有着裸露的沉重混凝土附件和古怪屋顶的建筑。在维利里奥的研究生涯里，他就法国建筑的状况写过很多引发争论的文章，并积极介入城市设计的发展轨迹，这些逐渐演化成为一套完整的媒介理论，聚焦于感知和军事历史方面的文化哲学。

到了1963年，维利里奥和建筑师克劳德·巴朗（Claude Parent）一起建立起了后科布西耶时期建筑团体“建筑原理”（Architecture Principe），并出版同名杂志《建筑原理》，二者均采纳了他们自己的“倾斜功能”建筑理论，产生了两座重要的建筑：位于纳维尔市邦雷的圣伯纳黛特教堂（Church of Saint-Bernadette du Banlay，1966）和位于韦利济-维拉库布莱的汤姆森—休斯敦航天研究中心（Thomson-Houston Center of Aerospace Research，1969）（参见Viriliao and Parent，1996a，1996b）。以巴黎为基地，维利里奥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意在调整科布西耶的现代建筑思想使之更为激进。他还积极地参加了1968年5月的总罢工和学生领导的占领抗议运动。1969年，他被任命为蒙巴纳斯建筑专业学院（École Spéciale d’Architecture in Montparnasse）教授和工作室主任，并且，由于1968年5月“事件”的影响，他开始研究建筑、空间、城市和军事之间的关联，其研究成果体现在《地堡考古学》（Bunker Archeology，1994a）一书中，该书脱胎于他在1975年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题为“地堡考古学”的摄影作品展。甚至在今天，这可能都是他涉及面最广、最具开创性的著作，这部短篇随笔和摄影作品集的内容令人激动但也常常令人极度焦虑。《地堡考古学》一书在开篇全面论述了如何把军事空间展现给人们，并扩展了军事空间的概念以便建立战争景观的地图学或年代学。接下来是对军事地堡的建筑学研究，在结尾部分，他用深受科布西耶影响的方式分析了冲突事件和“大西洋防线”影响下的时间和空间转换。在本书中，我并没有讨论《地堡考古学》，但是在这里需要提到很重要的一点：通过探索军事地堡这一类科布西耶式的巨大要塞，此书初步采用了维利里奥后来的方法，也就是用没有文字的、以“消失美学”（1994a：167-80）为题的系列摄影作品来完成他在消失美学方面的著作。

在谈及维利里奥的晚期著作之前，需要提一笔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例如《领土威胁》（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1976）、《速度与政治：速度学随笔》（Speed and Politics：An Essay on Dromology，2006）、《公众防卫与环保斗争》（Popular Defense and Ecological Struggles，1990），还有一系列关于当代地缘政治与军事、运输、战争的重要文章。然而，这些著作和文章并未反映出他在消失美学和媒介理论方面的主旨，而维利里奥的《消失美学》才是本书的焦点和论述的主线，因为是《消失美学》一书的出版才使得维利里奥成为重要的媒介理论家，他的著作才会在今天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媒介理论家和评论家。

可以说维利里奥后来所有与媒介相关的著作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消失美学》内容的扩展，并为研究当今世界的冲突、电影和城市提出新的分析方法。他在媒介方面最有力度的著作之一是《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其中收录了他在《消失美学》之后所写的几篇重要的、富有洞察力的文章，这些文章与维利里奥其他文章（例如Virilio，1991，1994b，1995，1997，2000a，2000b，2000c，2000d，2002a，2002b）都会在本书中加以讨论，以便厘清维利里奥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消失美学这一概念。这些文章与维利里奥发现的媒介文化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或新的问题相关联，常常会扩展他在以前的著作中解释过的假设。(www.xing528.com)

维利里奥晚期的媒介相关文章围绕着艺术与事故、加速度、城市、生态以及大学等概念展开，他的习惯是修正自己早先文本中引入的观念，这样的做法让他在重新阐释现代和古代的主要艺术家和作家的过程时有惊人的发现，如《艺术与恐惧》（Art and Fear，2003a）和《未知数量》（Unknown Quantity，2003b）中的20世纪意大利艺术家、诗人菲利波·托马索·埃米利奥·马里奈蒂（Filippo Tommaso Emilio Marinetti，1876—1944）和英国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H.G.Wells，1866—1946），或者1985年的《否定性视域》（Negative Horizon）中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后者直到2005年才有英译本（2005a）。这些著作有时会比较艰涩，它们和《恐慌城市》（City of Panic，2005b）、《原初事故》（The Original Accident，2007a）、《肉眼可见的艺术》（Art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2007b）、《灰色生态》（Grey Ecology，2009b）以及《灾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2010a）都是他的美学思考的具体表现，突出反映了维利里奥在批判、艺术、技术、特别是在事故博物馆（第五章将有论述）等方面更为广义的哲学概括。

就当代人类社会的混乱和当代历史而言，常规的解释令维利里奥感到无法忍受；同时，他认为，冲突事件和其他灾难所带来的广泛焦虑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两点认识合在一起形成了《瞬间之中的未来主义：停止-弹出》（The Futurism of the Instant：Stop-Eject，2010b）和《巨型加速器》（The Great Accelerator，2012）等新近著作。他不停地质询既有媒介理论及其未来走向，时刻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包括当前的即时媒介让隐私成为过去的构想。维利里奥认为，我们应认真考察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及其在恐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新定位，在当今文化加速和从现代城市出走的语境下思考媒介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和目的，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修正媒介理论与实践；如果它们仍有缺陷，就必须接受修正以便适应变化的世界，例如在未来40年大约“6.45亿人”，“将会因为集约采矿或水坝建设等大型发展项目而被迫迁移”（Virilio，2010b：1）。因此，“维利里奥式”的媒介理论并不属于“宏大理论”，而是收集一些工具来阐明各种各样的城市事件与历史事件，以及其他很多东西。因此，对维利里奥而言，“技术艺术批判”试图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回应当代独特的人口外流现象，并根据最新的媒介事件，例如当前具有全球化流动性的城市的形成以及整个人类处于流动状态的令人不安的前景，反复努力地进行自我重建。维利里奥和同时代的那些“超现代”（Armitage，2000，2011）哲学家、电影业人士以及军事、新媒体、城市、艺术理论家们相似，他提出了媒介方面的新观点，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我们生存得越来越短暂的、疏离的、流亡的地球，并把它变得比当前无节制的技术科学的疯狂世界更加美好。此外，正是这种对“B计划”的敏感使得维利里奥的媒介相关著作如此有趣、充满挑战、鼓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