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音乐教育与社会音乐教育飞速进展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曾掀起一股组建高等艺术院校的风潮，大多数省份都开办了艺术学院。后来，这些艺术院校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又纷纷下马。“文革”结束后，在最初17年的基础上，专业音乐教育继续发展，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艺术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将音乐和美术分开，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等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有九大音乐学院。同时，我国艺术院校中的音乐学院也是专业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上文提及的南京艺术学院外，还有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这些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其办学水平虽与中央、上海两院相比稍有逊色，但依旧涌现出一些出色的音乐家。如中国音乐学院的安波、马可、老志诚、张肖虎、蒋风之、张权、李志曙、冯文慈、黎英海、吴景略、耿生廉、董维崧等；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家李劫夫；武汉音乐学院的巫一舟、谢功成、孟文涛、王义平、马国华、童忠良、杨匡民、刘正维等著名作曲家及音乐学家；天津音乐学院的缪天瑞、许勇三、黄贵、朱世民、陈振铎、胡雪谷等一批国内知名的专家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的黄友葵、徐振民、陈鹏年、茅原、高厚永等。这些艺术学院的音乐系科与专业音乐学院形成合力，共同为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进入21世纪后，除传统的九大音乐学院外，2016年又新增两大音乐学院，它们分别是：在原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浙江音乐学院，该院秉承李叔同先生倡导的“学堂乐歌”精神，以“事必尽善”为校训，以“高水平音乐学院”为办学目标定位，以“专业基础厚实，实践适应能力较强，个性特色鲜明的高素质音乐艺术专门人才”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建设、高水平办学；在原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基础上成立的哈尔滨音乐学院，该院依托哈尔滨对俄地缘优势及音乐文化传统，按照国际化和高水平的基本办学定位，明确精英式人才培养模式，确立“高位起步、精英培养、尖端打造、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培养国际化高水平音乐人才、探求音乐艺术新知、传承中外优秀文化为办学宗旨，强化学校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深化顶层设计，完善内涵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突出国际化办学尤其是对俄合作办学特色，建设中俄音乐教育合作交流的“桥头堡”，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等音乐学府，培养“品质优良、专业优秀、气质优雅”的高水平音乐人才，使其成为黑龙江省乃至中国音乐艺术人才培养新摇篮以及中、俄两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艺术交流新载体。这两大音乐学院虽刚成立不久，人才资源远不及传统的老牌音乐学院，但它们硬件设施一流，办学思路开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两大音乐学院通过自身的努力，一定会成为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的重要成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后世的音乐家们承前辈恩泽，虽历经时代变化，但其艺术渊源一脉相承，在音乐教育事业的历史途程中，赓续着先辈音乐教育家的优良传统，发挥着积极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步安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及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艺术的渴望日益凸显。家庭及社会音乐教育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其发展速度之迅猛、发展规模之庞大是此前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社会力量办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现象，是对专业音乐教育的一个有效补充，其对提高全民音乐素养的作用不可小觑。(www.xing528.com)

家庭及社会音乐教育常常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首先，家庭对音乐知识技能的需求是前提条件，无论是对音乐感受能力的培养，抑或是音乐表演技能的摄入，均离不开音乐教育。这种庞大的社会需求，不可避免地催生着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迅猛发展。以数以千万计的琴童为例，他们大多散落在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中进行各类音乐技能的学习，即便这种学习缺乏专业音乐教育的系统性、专业性，但无论怎样，这些琴童均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一些音乐知识，这对国民艺术素养的提升大有益处。

其次，一方面，社会音乐教育是对学校音乐教育的有效补充，同时，也能为学校音乐教育储备后续人才；另一方面，从大的方面考量，社会音乐教育的从业人员大多是音乐院校的毕业生，对缓解就业压力有积极作用。再次，大量琴童的出现，带动了乐器产业、出版业、服务业的空前发展。这些都是家庭及社会音乐教育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音乐教育主要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第一要务，办学规模和层次不一，办学水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严重。出现这种乱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社会大环境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办学机构、从业人员缺乏责任心，缺乏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忽视艺术教育规律，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针对此，政府应加强管控，社会教育机构及从业人员自身应共同负起责任，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将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作为办学的最高宗旨。唯其如此，家庭及社会音乐教育方可与各级学校音乐教育形成合力，共同为全民族艺术素养的提升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