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音乐教育初起阶段

清末民初，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使得我国时局动荡、民不聊生，我们的邻居日本却因打开国门广泛汲取西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精华而国力大盛。甲午战败使得清帝国一直以来自诩的“天朝大国”美梦被摧毁，一批封建知识分子觉悟到必须效仿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挽救中国，因此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国人一旦觉悟，面对的即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中国被迫卷入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教育思想来摆脱落后境遇时，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了。^[15]

1898年，康有为上书要求清政府“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他在给光绪皇帝请办学堂的奏折中也介绍了德国学制：“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文中所说“歌乐”，指的即是学堂的唱歌课^[16]。康有为对于乐歌课和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传统的教坊、学堂等教学机构来说，这种教育改革是脱离了原有音乐教育形式，在制度层面上由传统教育方式向现代教育模式转变的大胆尝试。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至日本，联合进步的改良知识分子在日本和国内发行了《新民丛报》《浙江潮》等刊物，内容大致包含：宣传西方音乐、介绍外国歌曲；发展新音乐，推荐新乐歌；倡导创建新式音乐教育^[17]。梁启超的音乐教育观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提出了诗歌、音乐对国民素质提升的重要性，强调音乐的思想启蒙及社会教化作用。其二，“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18]。他积极倡导在学校中设立唱歌课，大力发展音乐教育，并立志学习、考察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教育理论知识，学习创作歌曲。其三，积极学习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文化。其四，强调发展本民族的优良传统。^[19]梁启超的思想得到了很多留日知识分子的认同，他们看到了日本先进的音乐教育对学生人格、国民素质、民族凝聚力等的影响，开始学习、考察日本的学校音乐教育，同时学习创作歌曲，积极从事乐歌的编配和创作工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沈心工、李叔同、萧友梅、曾志忞、高寿田等人，对之后学堂乐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曾志忞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出现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活动家和乐歌作家之一。20世纪初期，曾志忞在其《乐典教科书》的“自序”中提出要“为中国造一新音乐”。他在这里所说的“新音乐”具体是指“学堂乐歌”。曾志忞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位公开发表“学堂乐歌”的音乐教育家。在东京出版的刊物《江苏》上刊印的《练兵》《春游》《扬子江》《新》《海战》《秋虫》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公开发表的学堂乐歌，这些歌曲均通过五线谱与简谱对照的形式积极向人们介绍西方音乐的记谱法。曾志忞主张：“一事而不脱出泥古、自恃的性质，欲理想之发达，社会之进步，不亦难乎。夫音乐亦然。”^[20]

曾志忞的音乐实践活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组织了各种音乐会社、创办了上海贫儿院音乐部等，为音乐教育的社会普及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致力于学堂乐歌的编写，《教育歌唱集》是当时最早出版的学校唱歌教科书，与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几乎同时问世，在当时广受好评，对之后学堂乐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第三，致力于音乐理论著述，1902年发表的《音乐教育论》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的论文。^[21](www.xing528.com)

沈心工有感于日本的音乐教育之发达，与曾志忞一同创立了音乐讲习会，《体操·兵操》（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便是那时所作。1903年，沈心工回国，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职。在此期间，他创设了我国最早的“乐歌课”，此后一直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沈心工一生编写了大量的乐歌作品，如前面所提到的《革命军》《竹马》以及他自己作曲的《黄河》等，他的作品大多能够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创作，词、曲能够很好地结合，朗朗上口，被广为传唱。

李叔同是我国学堂乐歌编创先驱之一。早年也曾留学日本，学习绘画，兼攻音乐和西洋戏剧，是我国近代音乐、美术、话剧艺术的推广者，他在绘画、音乐、书法、戏剧和诗词方面均有建树。1906年留日期间他与人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参与排演了《茶花女轶事》等多部话剧，同时他还独自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李叔同回国时正值我国学校艺术教育的萌芽阶段，师资紧缺，他积极投入到音乐及美术教学工作中，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丰子恺、刘质平等。李叔同创作的乐歌除具有乐歌的特点外，其最大特点就是深受青少年喜爱，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咏物写景的抒情歌曲，所填歌词文辞优美，富有意境和韵味，词曲结合流畅自然，像《送别》《忆儿时》以及他作词、作曲的《春游》等都广为流传。

1903年至1907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创编的学校唱歌集达到23 种，收录歌曲众多，所收录歌曲不仅在各中小学广泛传唱，在社会上也引起极大的反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学堂乐歌的发展。据张静蔚《中国近代学堂乐歌》记载，20世纪初至1919年，共有50 册唱歌集出版，收录有1300 首左右的学堂乐歌。^[22]

1909年，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颁布，“乐歌”一词在其中被正式引用，在此之前“乐歌课”都被统称为“唱歌课”，由此可见，学堂乐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以唱歌为主，歌曲内容大部分分为三种：第一种，反映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第二种，反映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文明的、反对封建迷信宣传学习科学文明的；第三种，专门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正因为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反映了社会现实，在当时具有先进意义，所以深受广大青少年的欢迎。

早期学堂乐歌是20世纪初在“洋为中用”“废科举、办学堂”的社会环境影响下，对中国新式学堂中所开设的“乐歌课”的统称。除此之外，还是对“乐歌课”上所有编创歌曲的统称。不同含义下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乐歌课”的教学形式为当时的教育展示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即“群众集体歌唱形式”，也为后来蓬勃发展的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乐歌课”中所创编的歌曲也为当时的青年学生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启蒙，让青年学生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接触到了西方的音乐文化。

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音乐形式，如唱歌、风琴、钢琴、提琴等得以被大家所认识和传播，简谱、五线谱记谱法和西洋基础乐理逐渐被人们所掌握，在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的道路，^[23]为之后学校音乐课程及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基础音乐理论书籍的出版，如《乐典大意》（曾志忞）、《乐理概论》（沈彭年）、《和声学》（高寿田）等，为人们从实践到理论全面领会西方音乐提供了知识上的帮助，同时也促使人们不断思考中国音乐如何走向世界，建立一种新的中国音乐文化。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端，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启蒙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受当时社会局势影响和教育教学水平限制，除了受过正统音乐教育的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创作的乐歌有一定艺术性外，很多人创作的歌曲在词曲或情绪表达上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更不要说达到美学要求了，此弊病也曾引起当时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总体来说，学堂乐歌是应时代需求而产生，并且是当时国情与民生诉求的产物，其曲调、内容极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