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的音乐可以说是教皇统治大众思想的重要手段，而文艺复兴努力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情，人们逐渐摆脱了教会对艺术的诸多束缚，把音乐放置于世俗的场景中，音乐开始有了新的行为方式。文艺复兴的音乐重新由一种教科书般冰冷的物体逐渐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剂，乐队走向专业化以及器乐、声乐教育不断推陈出新，音乐欣赏以及评价中的自我意识日益强烈，因此，音乐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
1.音乐意识的转变
首先，人们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音乐意识，这时候人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音乐的织体、旋律、节奏等方面，关注的是音乐本身，是音乐所表达的情感。这与中世纪时关于音乐是数的和谐理论很不一样，可以说是质的转变。不得不说这种关注音乐本身的观念正是符合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解放、个性表达的关注。
15世纪30、40年代文艺复兴音乐风格的一些新的倾向已出现，如三度、六度音程作为协和音程被广泛接受，经文歌和弥撒曲逐渐从三个声部扩展到四个声部的织体，复调模仿手法被偶尔使用。[17]
其次，就是关于人与音乐和谐的观念。意大利音乐理论家扎尔林诺就曾表示过，宇宙是和谐的，他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的本性中的和谐与宇宙中的和谐是一致的。[18]
如果从物主的世界创造出来就充满了这种和谐，为什么认为人不具备这种和谐呢？特别是当上帝按照大世界的样式，按照希腊人所谓宇宙的大世界的样式创造人（也就是说创造人这个装饰品和被装饰品）的时候，特别当上帝和上述大世界相区别地创造小规模的类似物——小宇宙（也就是说创造人这个小世界）时，如果正如一些人所想的：世界的灵魂也是和谐，那么我们的灵魂不是我们本身中一切和谐的原因吗？显然，这种推测并非没有根据……因此，认为“没有一件好东西不包括音乐构造”的看法真是对极了。[19]
这种和谐的理论观念同样被他应用到了音乐之中。扎尔林诺利用医学家卡尔达诺（Gerolamo Cardano，1501—1576）以及哲学家特勒肖（Bernardino Telesio，1508—1588）关于灵魂形成的元素以及感性经验的组成元素的关系，产生了人的气质是由物质因素（冷、热、干、湿）的对比所决定的认知。他认为：愤怒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湿热，恐惧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冷干，湿热使人激怒，冷干使人拘束，上述某种因素占优势，某种情感就占优势。这些情感是有害的，但若使其有一定的比例，一定的大小，也就是达到一种和谐，这些情就是有益的。
扎尔林诺认为音乐不是来源于神，而是来源于人们的认识与自然存在的和谐之中，是以音乐中对比关系的比例来影响人的听觉感受。扎尔林诺认为，当听到的音乐与对比关系一致时，就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但是当听到的音乐产生的对比关系不一致时，就会减弱强烈的情感甚至产生相反的感受。扎尔林诺曾专门谈到音乐的快乐与和谐的关系。他说：
音乐是非常自然的，并且对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很不完善地）在音乐上尝试自己的力量。但是可以说：谁如果从音乐得不到愉快，他就是天生没有和谐，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如果任何快乐和愉快是从相似产生的，那么必然得出结论：如果谁不喜欢音乐的和谐，那么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和谐，并且在和谐方面是一个无知的人。[20]
再次，就是音乐家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统一体的观念。在中世纪，因为音乐家认为实践会降低他们的身份，因此他们的理论是抽象的，是与实践相分离的。而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改变了这一观念，扎尔林诺在《和谐的规律》中提到，音乐家必须有全面的知识，不仅要了解音乐理论、文法、算数、逻辑等知识，还要掌握演奏独弦琴等艺术实践的能力。
首先，要在学术上深有体会，亦即在理论部分深有体会；其次，在艺术上亦即在实践中深有体会；还必须有好的听觉和会创作。实践的音乐家没有理论知识，或理论家没有实践，永远会迷失方向和对音乐形成不正确的判断。正如我们认为一个既不掌握理论又不掌握实践的医生是荒谬的一样，如果谁相信一个只从事实践的音乐家的判断或相信一个只从事理论的音乐家的判断，他就真正是个傻子或疯子。[21]
扎尔林诺认为，一个合格的音乐家对音乐的判断需要同时应用到以数学和音响学为基础的知识以及以文法、逻辑学、论辩法、演说术和对古代语言研究为基础的知识，同时还要会听辨不同的调式、调性。这种既要掌握理论知识又要掌握实践技能的要求，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音乐观念之一。[22]
最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不再是教会和修道院的专利，不仅教会歌手、僧侣在唱歌，贵族作为世俗音乐推动的“领头羊”，愈发重视音乐，他们不仅积极推动和保护世俗音乐的发展，更以开办音乐会为时尚，这就一反文艺复兴之前人们认为从事音乐活动有失身份的观念，不少贵族的音乐修养相当高。(www.xing528.com)
如果一个宫内官员不是一个音乐家，不会读谱，对各种乐器也不知道，这个宫廷官员就不能令我满意，因为只要好好想想就能明白：从恢复疲劳、使人更好地休息的功能来看，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音乐更好的了，也没有比音乐再好的医治灵魂疾病的药品了。特别是在宫廷内需要音乐，因为除了可以使人的无聊得到消遣外，对妇女可以提供很多满足，妇女的心灵是温顺和柔和的，和谐的音乐容易渗透到那里去，使她们充满了温情。[23]
2.音乐成为贵族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大利之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能够第一个发生变化，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最早在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上出现。马克思曾在《资本论》里讲到：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最早”。恩格斯也指出：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正是资本主义的萌发，使新兴阶层得以与旧有的封建统治阶层相冲击，社会结构就此开始动摇直至完全转型。
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思想家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统治阶层的精神支柱，即天主教神学——以经院哲学为基础、以禁欲主义为中心的腐朽统治思想。可是想推翻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的神学统治并不是轻松的事，不过，一开始的不得要领并没有使思想家们灰心，很快他们在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发现了从拜占庭和阿拉伯传来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这些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无疑给黑暗中的思想家们点亮了一盏灯，于是很快就兴起了一股学习古代文化艺术的热潮：他们纷纷学习希腊语，搜寻能找到的一切资源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等。这种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长期的、残酷的，在佛罗伦萨，一直到1293年“正义法规”颁布，封建贵族才彻底失败，自此，政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之手，之后就是以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为主了。[24]
从14世纪文艺复兴初期开始，由于城市的兴旺，意大利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市民生活富足。剩余的物质资源推动了商业贸易的大力发展，社会结构在此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时兴起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主义文化的复兴，而意大利因为保留有古希腊、古罗马的大量典籍而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机会，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头羊。
受中世纪世俗贵族骑士文化的影响，音乐才能的培养被认为是完美贵族文雅传统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因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善的音乐修养一直是贵族追求和必须达到的目标。作为贵族修养一个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概念，在卡斯蒂利奥内那里得到重新解释。卡斯蒂利奥内以多年历程撰写了《朝臣之书》，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多方关注，时至今日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流传之广及影响之深堪称传世之作。伊丽莎白一世的语言教师曾经这样评价此书：“它给年轻绅士带来的好处，比三年的意大利旅行，都还要多。”[25]詹姆士一世的宫廷教师约翰·佛罗里奥（1553—1625）将《朝臣之书》列为学习意大利语的外国人最应该阅读的著作之一。在《朝臣之书》中，卡斯蒂利奥内针对宫廷贵族的礼仪和道德问题谈到了音乐教育。
《朝臣之书》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对话文体，以与卢多维科·卡诺萨通信的方式描述了音乐教育的作用。卡诺萨声称，朝臣应该在接受音乐培训的环境中长大，并且能够读乐谱和演奏几种乐器。文中谈到，当帕拉维奇诺因音乐能力较弱向其求教时，卡诺萨回答，没有比通过音乐来抚慰心灵、提高精神境界更好的方式了。并且，他举出古代英雄和大将军谁是敏锐音乐家的例子来教导帕拉维奇诺。卡诺萨说，事实上庄重的苏格拉底本人在已成为一个老人时又开始学习“赛腾”[26]；最聪明的古代哲学家告诉我们，上天本身是音乐组成的，并且有天体的和谐。音乐同样促进了个体的和谐和道德习惯的养成，因此应在童年学会它。文中还陈述了朱利亚诺·梅迪奇的看法：同意音乐对于朝臣的重要性，而且它不只是装饰品，其实是各行各业中男男女女的一种需要。但是，理想的朝臣不应该给人音乐是他生活中主要职业的印象。
《朝臣之书》是一种融合了戏剧、谈话、哲学元素的文学形式的范例，这部专门论述礼貌的书明确记录了周密考虑过的文艺复兴时期宫廷生活的各种事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给各国贵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它不仅在16世纪的欧洲宫廷非常有影响，并且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7 和18世纪。
3.音乐教育成为人才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16世纪初，人文主义教育世俗化，追求古希腊理想与现世的完美结合，法国出现了杰出的教育思想家拉伯雷。他的教育理念是：以文学的力量倡导人们的需要，以博学多识的人才培养为方向，以具有实际才能为导向。在拉伯雷的倡导下，音乐教育开始真正崭露锋芒。在其最著名的作品《巨人传》中，他以文学的力量批判了等级森严的传统封建观念，以犀利的描述性文字反对经院主义教育，倡导博学多识的教育方向，以培养具有广泛实际才能的人才为目的，主张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发展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以创造性的灵感阐释了他的教育理念。《巨人传》描述接受良好教育的“庞大固埃”在经历了出生、求学等成长过程后执政，成为一位仁君；此后，他还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智慧的源泉——传说中的神瓶。该书在最后揭示出人文主义者的求真，即“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书中的美好形象正是作者对于文艺复兴新阶层的歌颂，给当时矫揉造作的文学风气带来了一缕清风。拉伯雷的教育理想不仅引领着世俗化教育，更重要的是将音乐教育推上了前台。
拉伯雷非常重视中世纪经院教育所忽视的美育，他不仅要求学生学习唱歌，还认为学生应掌握古键盘乐器、竖琴、九孔笛（德国）、七弦琴以及吹管等乐器，并且还强调学生应参加合唱、合奏等音乐表演性活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影响巨大。人们长期接受经院教育的压迫，没有机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这种灭人欲的教育方式只能教育出呆板的、不知变通的、一成不变的人。而拉伯雷提出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首先从维护人性和人权出发，认为：人们应“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做你愿意做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教育原则体现了自由教育的理念，强调个性解放，充分肯定了人的智慧，是对禁欲主义的强烈抨击，表现出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原则和对自然知识的渴求，是展示教育价值和作用的新的出发点。
在经历了社会形态、经济、教育观念上的转变之后，欧洲早期的音乐教育观念也开始转型，这时的音乐教育首先在教育目的上发生了变化，较之中世纪音乐是为神学服务的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音乐的世俗性倾向使人们开始追求贴近生活的音乐。而教育家、思想家对音乐的重视，也使音乐从不被看好的状态转向拥有重要的地位，在以贵族为领头的情况下开始了更科学、更贴近自然生活的音乐教育，母语的作用也在音乐中得以充分体现，影响了此后欧洲的音乐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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