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世纪的赖谢瑙图书馆中,奥古斯丁和伊西多尔有关音乐方面的作品表明了当时人们对音乐理论方面的兴趣,而10 部《应答轮唱赞美诗集》反映了圣咏的发展。这说明,奥古斯丁、波依修斯和伊西多尔那些使古代理论千秋永存的论著一直是中世纪修道院学校的指导用书,他们的研究对音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直至9世纪才出现了另一种不是基于理论而是以实践音乐为基础的论著。
公元9世纪以后,教会音乐家们开始了对圣咏创作的探索与研究,《音乐手册》是典型的范例。这是一本产生于9世纪的匿名音乐著作,它在西方音乐艺术中首次尝试建立复调音乐的规则体系。学者们最初认为它是乌科曼德所著,但今天这种观点已经被否定。[27]有人认为它是阿博特·奥杰罗所著,但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是“克鲁尼的奥多”所著。奥多是克鲁尼的第二任男修道院院长,他在法国和意大利对教会进行了各种改革,被天主教和东正教崇拜为圣徒。奥多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他创作的音乐作品包括:三首赞美诗(《国王马丁,基督的荣耀》《使徒马丁》《马丁引领回文》),纪念圣马丁的十二首“圣歌轮唱”。
音乐理论专著《音乐手册》连同伴随它的文本在中世纪抄本中广泛传播,通常被认为与波依修斯的《音乐形成》有关。它由19 章组成:前9 章专门论述音乐符号、音乐模式和单声音乐;第10 至18 章论及复调音乐创作,展示了中世纪早期被称为“奥尔加农”的复调音乐类型,并列举了早期如何使用“音”对“音”来构成复调音乐创作的几个例子。《音乐手册》的作者将音乐创作建立在“四音音阶”的基础上,还使用了一种当时非常罕见的、被称为“大二符号记谱法”的音乐符号系统,这种音符系统具有旋转九十度就可以表现不同音高的多个曲调的特点,书中列出了这种音符系统的各种图形。1981年出版的《音乐手册》是一个重要版本,1995年由雷蒙德·埃里克森翻译成英文版。
10世纪后期,关于复调音乐的创作和研究成为中世纪作曲家和理论家追求的倾向。在阿雷佐多纳图斯主教的修道院中,奥多创作了《图纳里》,并对复调模式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库阿斯·福比斯公式”。他曾被误认为是当时的一部匿名著作《音乐对话》的作者。
大约在1026年,圭多写出了《微元件学》一书献给阿雷佐的主教泰达尔德。在这本书中他不仅探讨了其记谱法的理论,还对复音音乐的构成进行了大量研究。圭多阐述了对奥尔加农创作的认知,展示了两个声部音符对照的示例;他设置的声部经常允许交叉,属于“华丽的奥尔加农”。在这部著作中圭多提出,声部进行应注意“汇合”或“一致”,这是后来节奏的前身,雷米吉尔斯的《论音乐》深受他的影响。[28]圭多的这部著作也成为在中世纪位居第二(位居波依修斯的作品之后)、传播最广泛的音乐著述之一。
11世纪的学者、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博学”的赫尔曼深受圭多的影响,虽然他身患残疾,但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四艺”中所有四门学科都有贡献。他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失明后开始写赞美诗,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抚慰里贾纳》(英译《欢呼圣女王》)。不仅著名的“玛丽亚祷告”《阿尔玛救世主母亲》由他创作,而且他的作品《圣阿芙拉》和《圣沃尔夫冈》是得到官方正式认定的教会仪式音乐。俄罗斯作曲家加林娜·阿斯特莫里斯卡亚写作的五个交响曲中有三个是在他的文本基础上创作的。赫尔曼还撰写了一本关于音乐科学的论著,在其中展示了他发明的乐器和天文仪器。(www.xing528.com)
圭多和当时其他主要音乐理论家的这些著述直接推动了音乐教材的产生。1200年前后,就有可能出现了正式的音乐教材,其中不仅记录圣咏旋律——这种书面形式的乐谱能表示出旋律的整体轮廓,而且对如何歌咏这些旋律进行了解释(这是格里高利《歌曲集》中没有的),使师生之间的对唱更加方便,因此特别受青睐,学生可以通过简单的提问和教师的扼要回答,熟练地掌握歌唱形式。记谱法和音乐教学法的继续完善,导致唱诗班领唱者这一职业的地位愈加提升。
圣咏在教会音乐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1世纪复调音乐兴起。两个或更多个同时发生的独立旋律伴随着高音和低音调声音的想法似乎更适合于11世纪的教会音乐。教皇合唱团直到阿维尼翁教皇期间仍留在罗马,并在教皇回到罗马时与阿维尼翁的罗马教皇合唱团合并。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不仅把所有教皇合唱团的功能带入他新建的西斯廷教堂,同时还为圣彼得大教堂创建了一个专门演唱“诗篇”的8个歌手的小合唱团。他带领的艺术家团体把罗马教皇合唱艺术带进文艺复兴早期。
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以赞助艺术享有盛誉。1512年2月19日,他发布了布尔(当时的英国作曲家)创作的一部《梵蒂冈合唱》。布尔的《梵蒂冈合唱》增加了合唱团人数,将其规模扩大到12 个成年人和12 个男孩,以便使它符合古代学校的规划并可以作为教皇合唱团的一个预备学校。在中世纪末期直到巴洛克时期,教皇合唱团作为正统音乐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汇聚了那个时代的大批音乐大师。如在朱利亚无伴奏合唱团中服务过的著名合唱大师就有:帕莱斯特里纳(1551年至1554年或1571年至1594年)、乔瓦尼·阿尼穆恰、弗朗西斯·索里亚诺、斯特凡诺·法布里、奥拉齐奥·贝内沃利、多米尼克·斯卡拉蒂、尼可罗·约梅里、彼得·雷蒙迪、萨尔瓦多·梅卢齐和尼可罗·安东尼奥·津加雷利等。复调创作不断发展,一直到17世纪当歌剧开始在欧洲音乐世界占据支配地位时,教会的音乐创作才日渐式微。
音乐论文在那个时期是音乐教学最好的资料来源,学音乐的学生需要通过专业性更强的论文来讨论特殊的音乐实体。这些论文沿用古老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实践二分法,从而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把所有知识都划分为理论与实践的思想。音乐实践中那些劝慰性的说教揭示了音乐研究、音乐教化和音乐划分的必要性。沿用几百年都没有发生改变的传统模式探讨音乐的定义、语源和创始,并探讨音乐的使用与效益,划分、再划分及数学成分,这些研究都更接近音乐的普遍性。虽然关于圣咏的研究仍在继续,但它更多的是作为一门数学学科,而较少注重其音乐成分。图书馆目录和学问精深的著作中有关波依修斯作品的参考材料以及由格贝尔特和库赛马克收在两卷重要选集中的文献都表明了这一点,并为我们展示了从8世纪到15世纪(即从格里高利艺术的黄金时期到它的衰落)有关音乐理论和音乐哲学的趋向。基督教哲学家们为音乐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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