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柏拉图被并称为西方美学思想的两大源头。亚里士多德因其特具独创性而成为古代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的哲学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于公元前335年建立了亚里士多德学院,其在教育方面的代表作是《政治学》,而音乐教育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有三种目的,即教育、消遣和精神方面的享受。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音乐教育的大部分思想。但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对音乐教育有更具体的认识,他曾专门提出过音乐教育的“闲暇说”。即教育必须使精神和心灵都体会到闲适的感应,因为只有闲适的状态才最适宜创造和进取。大部分人参与音乐活动是因为其所提供的娱乐感受,音乐活动是一种闲暇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引用了荷马的相关片段:
如果我们在文明的爱好中度过闲暇,我们……需要某种学习和教育……并不像阅读和写作知识那样对于商业和家庭管理、对于学习、对于许多市民活动都很有用……我们不能从音乐中得到任何结果。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目的——在闲暇时对文明的追求。[17]
繁忙的状态使人仅仅为生存而忙碌。闲暇的时候又适当地休息与娱乐,可以减轻忙碌生活后的不利影响。神性的精神与人性的精神不同:神性的精神是闲适的,可以思考宇宙的变动和世界的变化;而人只会为生活奔波,“我们的周围总存在着美得出奇的事物,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欣赏”。高尚的人与鄙俗的人之所以不同,正是因为前者拥有闲暇,始终让精神保持在“内在的愉悦与快乐”。获得闲暇的途径是接受教育,因为“理性的获得总是快乐的,而青年人接受训导正是为了他日后克服肉体的困惑而设置的”。[18]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教育之一,因为音乐的教育作用是通过美的音乐对人的“情绪的净化”来实现的。好的音乐使人心旷神怡,精神得到放松与休息,因为音乐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所以音乐对人的性格、心灵和道德品质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音乐可以直接采取心灵对话的模式,音乐的语言是节奏和调式,施用对象是人们的听觉和心灵,其本身的功用就在于德行的表现,现实中的愤怒、快乐、勇敢及节制,无不可以融入音乐,并被逼真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听者心灵的共鸣。音乐的价值并不在于实用,而在于增加人的闲适程度。(www.xing528.com)
亚里士多德在教育理念上继承了柏拉图以体育锻炼体格、以音乐陶冶灵魂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的基础一般是四门学科,分别是读写、绘画、体育和音乐。前两者是为了实用,第三者培育勇敢的品质,最后一门学科——音乐则是最好的消闲之道,在消闲中完成心灵的培育。
亚里士多德的一生主要处于希腊音乐教育发生变化的时期,当时音乐正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他在目睹音乐技艺的日益复杂后,不断告诫人们不要在一般音乐教育中进行过多的专业训练,不要仅仅追求演奏技艺的高超,应该让年轻人练习一些规定的音乐,直到他们爱听高尚的旋律和节奏,而不是只爱听低级的音乐,只爱听每一个奴隶或儿童甚至有些动物也会欣赏的那种低级音乐。
对于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学习音乐演奏是音乐教育的必需科目。但他又对演奏的乐器和曲目做出了限制,他反对基萨拉琴与阿夫洛斯管这样注重技巧的乐器,并提倡用伦理的旋律。
亚里士多德继承柏拉图的思想,认为音乐教育还要研究节奏和调式的问题。因为节奏和调式能模仿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等相反的性情,效果明显,与面对真实情况的感受几乎相同。由于音乐的节奏和调式不同,所以施教者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所、不同的目的来选择不同节奏和调式的音乐。
中庸的标准、可能的标准和适当的标准是其间必须遵循的。中庸的标准针对教育者对调式的筛选,即要熟悉所选取的音乐的艺术特征和形式特征,并确定在独创和大众化之间的中庸位置,既避免听众因新奇而过于兴奋,又要避免听众没有兴趣。适当的标准是针对音乐的听众而言的,即所选取的音乐必须适应听者的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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