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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音乐教育模式在中外音乐教育史简编中的成果

时间:2023-1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特尔潘德曾在斯巴达创建音乐学校,为体操舞或一年一度由裸体男孩表演的仪式合唱舞蹈配乐。斯巴达重视全民教育,并对公民的音乐教育做出了规定。在斯巴达,音乐多采用合唱的表演形式,这里成为古希腊第一个合唱教育中心。

斯巴达音乐教育模式在中外音乐教育史简编中的成果

在希腊处于初创时期形成的200 多个松散的原始城邦联盟中,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的应属斯巴达。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爆发了两次奴隶暴动,虽然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但整个城邦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后,斯巴达为了培养具有服从意识并且身体强壮的战士设立了军体学校古希腊的学校教育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由于早期斯巴达对文化极为重视,尤其是对艺术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倍加关注,其他许多城邦的“智者”纷纷来到这里一展才华,斯巴达成为当时享有盛名的文化中心。

据传说,是诗人和音乐家特尔潘德在公元前7世纪把音乐教育引入斯巴达。音乐开始慢慢地当作教育过程的一部分。[7]

特尔潘德是公元前7世纪前半叶著名的古希腊音乐家和里拉琴演奏家,不仅是希腊早期音乐史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也被认为是西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西方许多古代学者认为,是他将里拉琴的琴弦从4 根增加到7 根,并固定为准则,这对基萨拉琴伴唱韵律歌曲形式的确立有重要意义。虽然他自己创作的歌曲作品很少,并且是在极简单的节奏中仅仅试图将希腊和安纳托利亚(土耳其的亚洲部分)音乐中存在的风格系统化,但他简化了其他岛国唱歌模式的规则,并从这些变体中形成了音乐概念系统,从此以后,所有的希腊音乐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改进。由于他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从而导致了音乐新时代的开始,后世将他誉为“希腊音乐之父”。

普鲁塔克实际上从莱及姆的格劳克斯那里得到的信息。特尔潘德曾在斯巴达创建音乐学校,为体操舞或一年一度由裸体男孩表演的仪式合唱舞蹈配乐。[8]

从以上文字记载可以看出,斯巴达的音乐教育起步较早。相关资料表明,斯巴达男孩子往往在7 岁时便进入学校接受训练,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演唱各种英雄赞歌和战歌,并把歌唱和军事训练结合起来;斯巴达音乐教育的内容大多反映这个民族严肃的精神,颂扬为国捐躯的英雄豪杰。斯巴达重视全民教育,并对公民的音乐教育做出了规定。斯巴达宪法的创造者吕库尔戈斯认为,音乐教育应该受到监督:(www.xing528.com)

当时受立法人吕库尔戈斯的命令,所有的斯巴达人,无论男女老幼和职位高低,一律必须参加音乐训练。[9]

于是,当时斯巴达的音乐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初期,斯巴达实际成为古希腊的音乐之都。在斯巴达,音乐多采用合唱的表演形式,这里成为古希腊第一个合唱教育中心。斯巴达人建立了许多为宗教节日服务的合唱队,而且汇集合唱人才,配有专业的合唱训练教师,形成了专门化的合唱训练体系,这种专业合唱团可能是学校音乐教育的雏形与发展因素之一。最初,斯巴达人注重合唱的整齐划一和宏大的气势,音乐风格朴素自然,合唱性的歌曲得到发展,这就促进了合唱教育的发展。那时的斯巴达聚集了众多从事音乐创作与音乐教育等活动的名人。萨福成名后来到斯巴达从事音乐教育活动,她创办了音乐学校,但只招年轻的女孩,她亲自教她们歌唱、舞蹈和弹奏里拉琴;她建立了一个为斯巴达人服务的少女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在当时是最专业、最受欢迎的合唱团体。在教学过程中,萨福自己写歌词,自己谱曲,留下了9 卷本的诗歌集(羊皮纸卷的手抄本)。在古希腊众多的音乐教师中,萨福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甚至是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从而被柏拉图赞美为“第十缪斯”。这说明当时的斯巴达人对音乐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并拥有欣赏音乐艺术的众多观众,也证明当时斯巴达人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50年。

公元前550年,“希波战争”(希腊与波斯的两次战争)爆发。经历过连续战争的重创后,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斯巴达教育重心发生转变,越来越注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开始对所有艺术种类不屑一顾。由此,斯巴达的音乐教育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学习音乐是为了在作战中鼓舞士气,战士们常常一边唱着歌一边与敌人厮杀。音乐也多采用合唱的表演形式,注重合唱的整齐划一和宏大的气势,在表演时再现战斗或角力之类的场面。那时斯巴达最流行的舞蹈通常是再现战斗或决斗之类的场面,舞蹈音乐节奏粗犷喧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召力和重要的道德教化内容。战争胜利后,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音乐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伴随着勇敢和力量而来的荣誉和名声,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这样一来,在斯巴达守纪律和服从的精神十分盛行。后来,富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推翻了以前的“抒情诗”(唱词与歌词)作曲手法,引进了新的旋律,从而引起了当时艺术与音乐教育家的争议。为此,斯巴达人在声音大扫除中禁止了这种音乐。据说理由是:它污染了“年轻人的耳朵”。[10]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评述:斯巴达人对孩子的教育不是潜移默化式的,而是通过强制性方式进行的,原因是斯巴达人忽视了理性哲学,崇尚体育甚过音乐。这种教育训练使曾经是音乐中心的斯巴达变得只演唱军歌,音乐教育仅仅为政治、军事服务,斯巴达的音乐文化于是逐渐走向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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